“比如拍金庸剧，金庸只写出武功，没有想过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什么吸星大法、独孤九剑、葵花宝典，这些怎么拍啊？我们就要思考、琢磨，想办法实现。作为武术指导还要考虑很多问题，通场、音乐、武术、造型、配音，都要设计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我新的东西要看，旧的东西也要琢磨，要有创意。”
我不喜欢在好莱坞拍戏
袁和平在好莱坞的发展获得了成功，元彬一点也不羡慕。之前他也在好莱坞拍过几年戏，比如与洪金宝合作的《过江龙》，但那里的文化令元彬接受不了。
“我不喜欢在好莱坞发展，它的感觉、历史、故事、背景、生活方式跟我们差别太大了。我们几千年的历史有很多故事可以拍，它们没有，所以它们只能盯着将来、盯着市场、盯着包装，它们的影片中充斥着新科技、电脑动画。我喜欢在国内拍我们的历史，到那边去拍，它们只是利用我们的功夫，但没有用我们的历史背景，所以塑造不出那样的效果，拍不出中国的历史感觉。而且它们喜欢用枪，那还要武术干嘛，拿起枪就很难打了，感觉总是不好。”
近几年，元彬频频与电视剧牵手，反而离电影越来越远，很多人认为是电视剧的钱好挣，元彬反驳说，“其实拍电影的钱多一点，花的时间也比电视剧少，有时候电视剧很多镜头后来都扔掉了，有时候为了拖时间，又要故意拉长对白，或者用打斗来凑够，比较乱一点。”
“从我个人的喜好上，我还是喜欢拍电影，因为电影拍摄时只有一个组，所有的对白、镜头都由这个组完成，风格是统一的，电视剧一般会分成两三个组，就有两三个导演，每个导演的风格都不一样，后期制作比较困难，很难形成统一的风格。”
为什么功夫片是主流，甚至像张艺谋这样的导演也趋之若鹜，元彬说，“因为功夫片在国内好卖，尤其是有海外市场，功夫片就是一种身体语言，老外即使不懂中文，但能看懂动作，容易有共鸣。尽管好的文艺片，故事也不错，但卖点不如功夫片那么有震撼，几十年都是这样。”
不难看出，元彬的中国情结蛮重的，这种情结，似乎让我们可以更为期待他打造出来的电视剧版的《七剑下天山》。
中国功夫的“壳”，西方精神的“核”
在华语世界没有哪一种书像小说一样流传，在华人社会也没有哪一种电影像功夫片一样风靡。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从1928年张石川、郑正秋拍《火烧红莲寺》开始，经过李小龙到成龙、李连杰，从《龙争虎斗》到《藏龙卧虎》、《英雄》、《十面埋伏》再到《功夫》、《七剑》、《无极》，中国功夫片经历了由边缘到主流的漫长阶段。
在全球化的文化、商业语境下，中国功夫片无论观念还是技术，一直在求新求变，进入了所谓的“新武侠”或者“后功夫时代”。
怎样的“新武侠”
“(功夫)武侠片已成为目前中国最具商业、文化价值的主流电影，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武侠电影研究专家贾磊磊说。
何谓新武侠？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陈犀禾博士认为，“以中国武侠作为传统文化的形式和载体，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思想观念进行新的创造”。
应该说，新武侠的先驱者首推李安的《卧虎藏龙》。其意义在于，“通过强烈的视觉影像手段，表现了好莱坞以前从未表现过的江湖故事。同时，李安进一步对传统武侠电影的叙事手法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改写，更易引起西方人的兴趣，但又明显具有中国特点。”中国电影研究中心研究员饶曙光说。
至于《英雄》，陈犀禾博士说：“张艺谋的江湖故事更偏向于对现代性的思考。没有打打闹闹，没有简单的国仇家恨，而是置身恩怨之外，对恩怨情仇进行历史哲学的提升。”
这种求新求变，无疑为其他导演提供了参照和灵感。徐克与刘家良合拍《七剑》，就被认为是武侠写意与写实的大融和。
“徐克是中国难得的技术高手，当年也与刘家良合作了不少影片。但路线不同让两人最终分道扬镳，可到了《七剑》，他们又重新走到一起。这说明不管写实还是写意，当两者按自己的轨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融和在一起，产生新的文化气象。不然，他们两人最后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饶曙光说。
中国功夫的“壳”
统计表明，《卧虎藏龙》全球总票房为2.13亿美元，《英雄》1.76亿，《十面埋伏》也有8000万。不管从文化还是商业上，近年中国功夫大片都呈现出一派“全球化”景观。
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认为，“《英雄》的戏剧性在于它是一部充满了中国文化象征的电影，但这部电影的坚固的内核却是全球的。这个完全脱离了中国历史的限定性的故事，被赋予了对于新世纪的全球格局进行想象的宏伟意义。具有东方神秘色彩的唯美主义的武打构成了这部电影的消费性，也是它赖以吸引观众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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