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的光，给了旧的舞台以新的生命”，这是田汉在1937年看了周信芳主演的戏曲电影《斩经堂》后的真实感受，他由衷高兴的表达了中国古典戏曲有了一种全新的表达方式。从中国电影诞生的那一天起，戏曲就和电影有了密不可分的关系。1954年，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上海电影制片厂诞生，再次让这个古老的舞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
动人的情节、优美的旋律，使得这部电影不仅获得了国内观众的喜爱，风靡香港，同时也征服了大量的欧洲观众。获得了文化部颁发的1949-1955年优秀影片奖，舞台艺术片一等奖，1954年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音乐片奖，1955年英国爱丁堡国际电影节映出奖。《梁山伯与祝英台》是50年代在国际上获得极高声誉的中国影片之一，被一代西方观众所喜欢，称为“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经过几十载的岁月洗礼，《梁祝》依然散发出迷人的风采，并影响了大量戏曲电影的创作，如李翰祥的黄梅调电影等。
影片首先得益于编导的苦心孤诣，求新求变。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四大民间故事之一，流传甚广，深受人们的喜爱，并有着多种艺术表现形式，如小说、戏曲等等。在1954年之前，就已经多次被搬上了大屏幕。如1926年由电影皇后胡蝶主演的《梁祝痛史》；1935年天一公司用三集规模拍摄的梁祝故事，受到了东南亚观众的热烈欢迎；仅在四年之后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又被中国联美搬上屏幕。梁祝中的人物形象早已在观众心目中有了稳固模式，而且如果完整的搬演整个梁祝故事需要大量的时间。在影片中导演布景实景相结合，并减少了戏曲中的大量人物，如马文才、祝英台母亲、老师等等，也就是减少了其他矛盾的发生，紧紧的将剧情围绕在梁山伯和祝英台的相识、同窗、思念、化蝶这个悲剧爱情上。
浓郁的生活气息是本片的一个特色，导演桑弧解放前拍摄了一系列十分优秀的故事片，如《太太万岁》、《哀乐中年》等，擅长从普通的生活之中展示淡淡的人生之美，这一点继续渗透在《梁山伯与祝英台》中。导演桑弧将重点放在了梁祝二人的生活场景上，如二人在杭求学时的下棋、冬天飘雪之日祝英台为苦读的梁山伯添衣，这本就是寒夜苦读，红袖添香，女子所为。真挚感觉在点点滴滴的普通生活中更为真实的慢慢展现。而且在生活中亦不乏喜剧因素，如梁山伯乘祝英台不注意的时候，发现她的耳朵上竟然有耳洞的痕迹，这个悬念的设置，不禁让观众屏住了呼吸，担心祝英台的真实身份被发现，祝英台用了巧妙回答避开了这个意外。如此描写不仅达到了叙事上一个小高潮，观众也不禁为祝英台的“突发事件”和机智回答会心一笑。影片为了更加突出祝英台热烈的感情，导演增加了一场《思兄》：祝英台在家绣花，看着挂着的鸟，心中想着梁山伯，不禁嫣然而笑。虽然只有聊聊数个镜头，却很形象的表达了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时时挂念，思念之情呼之欲出。丫鬟银心前来开心报喜，以为前来提亲的就是梁公子，和接下来祝父所宣布的“喜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故事在此发生了转折，同时观众在这个矛盾冲突中更为直观的明白了祝英台前后神情的变化的缘由。
越剧电影版的《梁祝》之所以能成为观众心目中永恒经典的另一大原因就在于演员的出色发挥。在影片梁山伯和祝英台的扮演者分别是范瑞娟和袁雪芬，二人都来自越剧之乡――浙江嵊州，也都是当年风靡一时的“越剧十姐妹”中的成员，一位是越剧舞台上的翩翩俏公子的不二人选，曾经塑造过许多才子形象，另一位唱腔淳厚、感情深沉，“袁派”唱腔的创始人，二人都有着丰富的舞台经验。早在1945年之前，袁雪芬就与范瑞娟一起初演《梁祝哀史》，1951年华东越剧实验剧团重排该剧更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时，获得了剧本奖、演出一等奖、音乐作曲奖，范瑞娟还获得了演员一等奖。电影中袁雪芬和范瑞娟所演唱的《草桥结拜》、《三载同窗》、《十八相送》、《楼台相会》《我家有个小九妹》等都已经成为经典的越剧名段，在半个世纪后依然被人们所传唱。在影片袁雪芬、范瑞娟两位艺术家将祝英台的多情、梁山伯的憨厚、痴情演绎的甚为成功，这两个形象也成为这两位艺术家在各自的艺术道路上所树立的里程碑。当年，袁雪芬与范瑞娟的经验正是拍摄电影的一个重大保证，也许正是《梁祝》在戏曲观摩大会上的优秀表现，才让百废待兴的国家下决心要拍摄一部彩色片。
但是人才并不是拍摄一部彩色片的全部，在50年代初的中国，技术上却有着难以攻克的难关。当年筹拍《梁祝》时苏联专家曾明确表示“你们要拍彩色电影，再过3个五年计划再说，现在拍好黑白片就可以了”。而且由于财政的紧张，投资额过大，中国电影制片厂也多次建议改拍黑白片。但工夫不负有心人，团结就是力量，在拍摄最需要的时候，连上海防空用的探照灯都搬到了摄影棚，这些灯白天支持拍电影，晚上在防空洞进行防空照明，也正是有了这些探照灯，才使得新中国第一部彩色片的色彩更加的明亮。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生朱旭/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