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蔡晓玮

　　列席编剧圆桌的六位好莱坞的编剧大牛被评价为最疯狂的一拨人。39岁的记者、奥斯卡得奖编剧马克·鲍尔今年的新作是《刺杀本·拉丹》(Zero Dark Thirty)，讲述了美国情报机构对于这个头号敌人的追杀过程；而钟情喜剧题材的44岁的扎德·阿帕多则将自己的家庭生活搬上了大银幕，取名为《四十而惑》(This Is 40)。70岁的德国大导迈克尔·哈内克带着一个翻译参加了圆桌，带来了他斩获今年戛纳电影节大奖金棕榈奖的作品《爱》(Amour)，而这也是今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最强有力的争夺者之一。33岁的由情景剧转行而来的约翰·卡拉辛斯基则和马特·达蒙搭档写作了电影《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此外，还有《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资深编剧、50岁的大卫·麦基和《逃离德黑兰》的新手编剧克里斯·泰瑞尔列席了圆桌。在这场圆桌会议中，如何处理政治、历史类题材的真实与虚构成为各位故事编织高手们的谈论主题。

　　记者：你们都在制造大众娱乐产品。当你们遭遇现实和虚构之间的战争，你们会如何选择？

　　鲍尔：当然娱乐性一直存在，但这并非全部。它(《刺杀本·拉丹》)不是一部纪录片，但是比做一部纪录片更令人兴奋，因为你可以将事物以一种更加生动的方式来加以呈现。

　　麦基：对于我们笔下描绘的不同人的生活和感觉，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很在意的，即便可能你在写的时候是用一种批判的方式。

　　记者：鲍尔，中情局有没有审阅你的剧本？

　　鲍尔：我们是用一种独立的方式拍摄电影的。当你在制片厂的支持下拍摄一部电影，而这部电影又牵涉到军事类的题材，会有一些特定的规定，但是你可以发挥创作。我们放弃直升机、放弃军用基地，在中东拍摄影片避开政府的介入，所以我们不需要通过政府的审批。

　　记者：假如你要在影片中展示本·拉丹这个人物，你会在多大的程度上人性化地去表达这个人物？有一部非常好的德国影片《帝国的毁灭》(Der Untergang)，讲述希特勒最后的日子，对这个人物有很杰出的描绘。但危险的是你也可能正在为这样一个人物洗白。

　　鲍尔：很诚实地说，在刚开始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去创作这样一部影片。我倾向于去写那些我知道的或者我遇到的人，抑或是我从现场调查中了解到的那些事情。

　　哈内克：我不得不说，我对于《帝国的毁灭》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这部影片又闷又差。当你在处理这样一个带有深厚历史语境的人物的时候，你会怎么描述他？你在拍摄一部闹剧。你在试图感动你的观众，但你的这种感动到底是基于什么呢？作为一个创作者，你有责任让你的观众保持独立，逃离那种人为的植入。问题的关键在于，我把我的观众置于何地？又在多大程度上保护了观众判断的独立性？我是不是在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观众之上？

　　记者：你会拍关于希特勒的电影吗？

　　哈内克：不会。对我来说，这是不可能变成娱乐内容的一个题材。这也是为什么我对斯皮尔伯格的《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也有排斥心理。对我来说，负责的大屠杀题材的影片只有一部，那就是阿伦·雷乃的《夜与雾》(Nuit et brouillard)，雷乃通过这部影片对观众提问：你对这件事怎么想？它对你意味着什么？

　　记者：所以，有一些题材是电影人不应该碰触的？

　　卡拉辛斯基：想要控制你的观众，让他们相信些什么是一种非常危险的方式。但是深入探索这些题材也是很重要的。电影的结局不应该是，“这就是我认为的事实，你必须接受这种事实。”

　　泰瑞尔：在《逃离德黑兰》中，对我们来说把伊朗人描述为面目模糊的敌人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我们完全没有兴趣那样做。所以从一开始，阿弗莱克和我就在谈论我们应该如何把伊朗的大背景、伊朗正在发生什么融入到电影中。这不是想当然的阿拉伯世界，而是你必须搞清他们愤怒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