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可西里》是陆川自《寻枪》之后的第二部作品。从去年到今年，这部影片让陆川拿奖拿到手软：东京电影节评委特别奖、台湾金马奖最佳剧情片、最佳摄影、中国导演协会最佳青年导演、第5届华语传媒电影大奖5项提名。日前，带着这部电影，陆川出现在了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就在此时，国内却出现了一股寒流——《可可西里》被指涉嫌抄袭刘宇军导演的电视纪录片《我和藏羚羊——冰河从这里流过》。不少网站上出现了将两片相似之处一一列出对比放映的帖子，内地、台湾和香港的媒体都报道了这一消息。
1月26日，本报记者和在美国参加圣丹斯电影节的陆川通了电话。陆川表示已听说此事，但从未看过该片，完全不存在抄袭的可能。1月28日，网络和平面媒体上关于此事的报道已经很多，记者再次以手机短信形式与身在美国的陆川联络，陆川表示：“清者自清。”1月29日，这场风波的另一位主角刘宇军主动联系本报记者，讲述了事情的前因后果和他的最后态度。本报记者随即联络陆川，与他进行了短信对话(如下)。1月31日，陆川给本报发来了一封电子邮件，以此作为他的“最后回答”。
- 陆川短信回应
“再纠缠下去没有意思”
记者：今天我们采访了刘宇军导演，他对你的片子提出了一些质疑，你能回应一下吗？
陆川：请看新浪我的表态，你可以用这稿子，这件事我不再说了。
记者：你再考虑一下，如果本报只采到刘宇军的说法而无你的态度，可能会对你不利。
陆川：新浪的稿件代表我的最终态度，除了法庭对质，我不回应了。我不想逐条解释，他不是法官，我不想和他纠缠了。反正我和公司现在的态度，就要彻底的平静，沉下去，因为我们都觉得《可可西里》已经真的是个老电影了，应该赶紧干点别的了，再纠缠下去没有意思。我后面的工作很重要，不能再分心了。新闻没有是非，新闻只有事件，我不想再搅和了，当然我不能说你们不再参与这件事，但是我和公司已经下决心，除非上法庭，绝不回应了。
- 反应
金马奖组委会：“等待法庭裁决结果”
本报讯 日前有报道指出，《我和藏羚羊——冰河从这里流过》导演刘宇军已经委托律师控告陆川和制作发行的电影公司哥伦比亚涉嫌抄袭，同时也要求电影金马奖执委会撤销《可可西里》最佳剧情片的奖项，此事被称为“金马奖41年来第一案”。本报记者随即致电金马奖组委会，对方回应“只是有一名台湾律师，称受刘宇军的委托给我们的秘书长打电话说了这件事，我们的态度是要等待法庭裁决结果，现在还没有任何进展。”
- 律师说法
关键看能否拿出创作证据
广东合众拓展律师事务所朱小斌律师介绍说，从著作权法的角度来看，对著作权的侵犯一般分为抄袭和剽窃。所谓抄袭，是指原封不动地使用别人的作品，《可可西里》应该不属于这类情况；所谓剽窃，是指在别人已经成型的主要创作意图和理念基础上，做了一些不属于创造性劳动的工作。《可可西里》和《我和藏羚羊——冰河从这里流过》都是根据同一事实来创作的作品，要界定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剽窃的情况，就看被告方能否拿得出自己创作的证据。具体来说，就是要看陆川能否拿出采访当事人，获取事件真相和细节的证据，比如采访记录或者采访录音。
- 影评人说法
很难找出可参考例子
华语电影传媒大奖秘书长、影评人彭永坚表示：在没有看到完整的《我和藏羚羊——冰河从这里流过》的情况下，这样的状况很难判断。但从电影史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情况很少见，暂时还没有现成可供参考的例子。例如去年在北美上映的影片《刺杀尼克松》，是讲述一个真实事件的故事，其中引用了大量的纪录片和新闻片断，然后和演员的表演结合在一起。导演尼尔斯.穆勒采用的方式是直接引用真实。在其他很多讲述历史或战争的影片中，也常常出现引用纪录片的情况，那都是非常直接的引用。陆川的《可可西里》讲述的是一个从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故事，他采取的手段是重塑真实，而不是直接引用，这里面有一种再创作。如果陆川强调他得到素材的渠道和刘导演是相同的，那就很难从影片本身来判断这种再创作是否参考或者抄袭了纪录片。
著名摄影师侯咏：
镜像上不存在“抄袭”
著名摄影师、导演侯咏表示，在镜像上不存在“抄袭”的问题，大家都拍故宫，即使是同一个角度，也谈不上后拍的就“抄袭”先拍的。那么大的可可西里，对同一个雪山、荒原，同一时间，同一角度，那是非常难以确定的。纪录片和文艺片，在电影创作方法上是不同的，两者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抄袭”。
“这些风波会成为历史的笑话”
曾有一家报纸要出来打抱不平，这是我给他们的信，用这封信我来做一个最后回答吧。
★★先生：
感谢您的好意。
我现在人在美国盐湖城附近，之后可能要去LA。本来冲动之下，已经列举了不少友人，以及知道电影创作过程的合作伙伴，比如摄影、演员等等的名字准备给您，但是想了想，还是放弃了。因为从大处着眼，我觉得于事无补。
改变一种观念，唯一能够依靠的只有时间。
这件事情从法律上来说根本就是无稽之谈，要请朋友们出来说话很容易，当然很多人已经跃跃欲试，因为你知道，这次的风波不仅仅伤害了我一个人的感情，因为电影是一个团队的努力。可是其结果最终也不过就是变成打群架的阵势，但是就算我们把他们彻底灭了，有意思吗？
从《寻枪》出来，就有人说抄袭，原本就是改编他人小说的电影，有喝彩的声音了，然后就会有人强往你脸上抹黑，因为你是新人，因为别人还不能信任你的能力。
这两件事情，对我伤害很大，也让自己清楚地看到了很多事情的真相。
可可西里这个题材存在很长时间了，社会上没有人关注。我们整个的团队激动了，然后我们拍出来了，有了些成绩，也赢得了很多观众，但是就会有人出来说是他的，是他拍了几十年的，坦率地说这不重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无论从法律从道德上，解决都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我看到网上会有不少人说“《可可西里》是一部好电影，但是他一个城市的孩子，怎么能拍出这样的电影”，“抄袭，一定是抄袭”。这是一个社会心态的问题，解释是没有用的。
我出道以来，很幸运，得到了很多朋友、很多媒体的支持，但是在这个事件中我看到了存在的另一面，看到了那一种公众质疑，这是对于一个成长期的创作者的质疑，不是几个人站出来说话就可以解决的。我和我的合作伙伴讨论过这件事情，我们共同的感受和决心是现在我们应该闭嘴，我们会加快我们下一部电影的准备进程，拿出更好的作品。如果我们能在一生的创作中拿出五部、十部，甚至二十部的好作品，现在这些风波肯定会成为历史的笑话，肯定会被遗忘。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最终的方案。
再次谢谢您。
陆川
2005年1月30日 本报记者 陈弋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