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台》是我演的第一部电影。我没有任何判断能力,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惟一的判断就是导演说的。但与王宏伟、杨荔钠合作,我感觉非常自如,没有任何约束。导演给了很大空间,让我觉得表演是一种表达自我的形式。
有一场戏是我和杨荔钠在屋里聊天。导演不会讲很多戏,他说:“就做三件事,一是说张军现在在广州,二是赵涛抽烟,三是杨荔钠给赵涛画眉。”
剧本几乎是没用的,贾樟柯特别喜欢前一晚跟大家一起讨论剧本,其实往往到了第二天又变了,每天都在变。我们俩在演戏时候,我是不懂得表演的,但我随口说什么,杨荔钠都能接得上,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要是交给一个非常传统的演员,可能就接不上了。那场戏拍了六七条,每次说的话都不一样,但都能对上。我觉得特别过瘾。
拍完之后,我觉得《站台》只是一个很凑巧的机会,没有任何想法,我认为这个机会已经结束,不会再有第二次。
到《任逍遥》,贾樟柯再找我,我就觉得这次一定要好好把握这个机会,我要考虑怎样去塑造一个角色。《站台》里的殷瑞娟与我太相似,整个就是本色表演,在拍摄后期角色和我本人都没什么区别了,所以演戏特别顺,我说什么导演都说对,怎么做都对。可是到了《任逍遥》的巧巧,角色与我的生活状态是差距太大。她是中午12点以后才出现的人,我是晚上10点就上床睡觉的人。我是在利用我当时认知的一些表演知识,去进行一些前期准备,再去为塑造角色寻找一些主要的点。我很早进入剧组,在大同生活半个多月,天天在街上溜达,看那些我觉得跟巧巧同代的女孩们。她们非常冷漠,不懂得爱别人,只知道索取别人的爱,特别脆弱,经不起一点压力、挫折。
我把这些东西当作血液,注入到巧巧这个角色。我觉得我真正是在塑造角色,真正是在表演。
在《世界》,有了两部戏的学习,拍戏之外的学习以及导演给我的很多帮助,我觉得我现在不用跟着别人走了,是我自己在表演,有时候还要带着别人走。三部戏对我而言是三个台阶。
这次拍戏的环境非常好,大量的时间,资金也更充足。这次,对演员的“戏”,导演要求会非常严格,严格到我们该走几步,美术、服装都非常细致。以前,比如拍《站台》的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而且当时4月已经被5月开幕的戛纳选中,但导演还是非常固执地继续拍摄了一个月。那种情况已经容不得去太多地把握演员的表演。到了《任逍遥》,整个故事都是导演非常即兴的一个创作,我们进得也特别快,一个月下来,剧本完成,投资找到,19天就拍完,后期两个月完成。
《任逍遥》是大家非常激动的状态。贾樟柯在现场是一个脑筋转得非常快的人,要跟上他的思维非常不容易。前一分钟刚让你把这个景制好,一扭头,拆了重来。我们演员和工作人员要不停地跟着他跑。到了《世界》,他的想法是深思熟虑之后,才让大家去做。但就是这样,仍然是不断在改变。这次是我们工作条件最好的一次,更符合中国的电影制作吧。
在不拍戏闲的时候,我还是回到太原师范大学教舞蹈。我必须面对我的学生,那样能让我安静下来。
现在,已经有贾樟柯电影之外的机会找来。别的导演,我会接受,但我有一个标准去选择。贾樟柯的电影,我当然一定演。我不能太辜负贾樟柯。我觉得我之前三部电影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我现在的成绩,是他教给我。我现在要是很不在乎过往,很容易地去接一些不怎么样的东西,我觉得会让我以前的东西打了折扣。我想这不光关乎我自己,也是贾樟柯的事情。因为现在的许多媒体都是把我和贾放在一块谈的。(赵涛/口述 李宏宇/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