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就读期间的贾樟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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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经典电影《世界》剧照
贾樟柯经典电影《站台》剧照
3月26日，在香港湾仔艺术中心，贾樟柯拎着一个方形黑色环保布口袋，里面装了不少东西，袋子不规则地胀得鼓鼓的。口袋的把手太长了，他在袋子上打了一个结，挽在左手上，右手拿着一瓶喝了一半的矿泉水，和两个外国朋友在寒暄。
10年前，也在香港艺术中心，贾樟柯用当枪手写电视剧本赚的钱拍了《小山回家》，
寄到香港独立短片及录像比赛，同时也用这笔钱第一次到了香港。因为报名时间晚了，他差点没能参加比赛。
那时，贾樟柯接了很多电视剧本，大部分是当代言情剧，还有历史剧和延安题材的电视剧：“我那时候写得很凶，一天可以写一集。那时收到的原稿都不可思议的差，基本上都推翻了重写，最后只保留了原来的元素，可以说是原创了。但我不能署名，一集电视剧我能收一半钱，当时好像行情一集是五六千元，我能拿到3000多。”突然有一天，贾樟柯接到香港同学打来的电话，说他的影片得了奖——《小山回家》与另外一部叫《独白》的影片并列获得了剧情组金奖，这是比赛举行9年来惟一一次剧情组金奖并列的情况。
现在，贾樟柯不会再给谁当枪手，而是王家卫找他拍广告，合作对象是张曼玉。回忆起《小山回家》，贾樟柯脱口而出：“最后一个镜头，我们在北京西直门下面的一个街边理发摊上拍。其实还有一场戏没有拍完。当时我们的摄影机是借来的，本来说好第二天还，但对方突然下午就要了，提前半天收回去。这个戏等于是没有拍完，我心里特别难受。片子拍完后，大家在一起拍了个合影，就算是第一次拍摄结束了。其实不仅是这次关机，每次拍完最后一个镜头，关机的时候我都特别空虚。”
停拍一天，为了袜子
“电影有种把时间抓回来的魔力。”这是贾樟柯对电影一直非常迷恋的重要原因。“我初中到高中都是在录像厅里看电影成长起来的，看的港产电影比余力为(香港导演、摄影师，曾在贾樟柯多部作品中担任摄影师)还要多。那时少年冲动，好像看成龙的《醉拳》，看《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出来以后都会找同龄孩子的碴，撞一下、吵起来然后打一架。一直持续到高二还是高三，才开始停止这种幼稚的行为。”
高二、高三有了霹雳舞，自己体内的感情可以通过霹雳舞来抒发。那个时候有部美国影片《霹雳舞》，录像厅里两毛钱一张票，看了差不多有十多次，然后开始琢磨别人的动作，哪个动作不明白就反复看，出去之后就开始回忆动作。先是让同学找一个录音机在马路边跳，然后开始挑战别人。那时候有一个广告歌‘我们是害虫、我们是害虫’，我们五六个人就组成了一个‘害虫队’。感觉练好了就跟外校同学比，用今天的话来说是民间比舞。”当时还有一部田壮壮拍的、陶金主演的《摇滚青年》，“我们就不喜欢，那里面的霹雳舞有太多现代舞的成分。那个时候也不是真的比谁跳得好，而是比谁能做高难度动作。我那时会翻跟头，可以双手翻也可以空翻，当时压轴的就是翻跟头，几个跟头过去就只剩下我们‘害虫队’了。”
贾樟柯在拍《站台》时还给演员示范过怎么跳当年的霹雳舞。《站台》成为他“怀旧情绪”最密集的作品：“有一幕戏是文工团在排演，几个人在拉手风琴。拍着拍着，我就走神了，觉得好像看见了父亲，我父亲也是在文工团指挥乐队。我觉得电影这个东西很神秘，它能把埋藏很深的、你觉得都忘掉了的记忆勾出来。”所以，他拍《站台》“几乎拍疯了”，为了一双袜子停了一天工。有一场戏，几个文工团的女孩在排舞，“她们练功时腿会抬起来，露出袜子，我突然发现所有演员的袜子都是那种尼龙的，其实当年也有尼龙袜子，但我觉得大部分人穿的应该是人工织的，那种冬天妈妈给织的杂线袜子，有红的绿的什么的。我要求美术去弄，哪里能马上弄到？我完全觉得没有这个就不能拍，历史不对。于是晚上就让妈妈织，第二天才拍，但那个细节后来在电影里都看不见。”
从《任逍遥》开始，贾樟柯的焦点更多地是放在人身上，“巧巧在公共汽车上跟男朋友撕扯那幕是我即兴的拍摄，我只是告诉赵涛跟男演员‘你们有矛盾，你要下车他不让你下，推来推去。’结果他们演得非常好，把人物内心的痛苦，相爱又相恨的感觉同时表达了出来，我被那个表演震撼了。”
在《世界》中，贾樟柯最难忘的是赵涛跟安娜在夜总会的卫生间相遇的场景：“那幕戏是她们第一次拍对手戏。她们对角色不了解，互相也不了解，但她们相遇的那瞬间了解了对方，那是一种女性气息的相通。这幕我们只拍了两条，后来在电影里用了第一条，第二条是为了保险。”
到了《任逍遥》和《世界》，完全是对当下生活的近距离观察，这里面没有太多对时代、岁月流逝产生的缠绵悱恻的东西，而是当下马上发生的事情快速的回答，所以看到演员演得好的时候，也就是感受到了现实的灼痛，有时候我会在现场像看电影一样忘了工作。当然我仍然要抓回时间，只是‘抓回时间’对我来说已经不会太兴奋了。”
《世界》不是《十面埋伏》
现在，贾樟柯不会再对电影变出来的过去泪眼迷离，也不会再为袜子停一天工：“那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什么是导演应该坚持的，什么是导演应该放开的。”贾樟柯从毕业开始就做导演，没有当过助手。一直到了《任逍遥》，他才开始明白制作上有痛苦的过程，“所以在《世界》的时候，我们的制作水平就很高了，真的有了制作的概念。”“比如说服装，以前我在仓库里看看就算了，拍《世界》的时候，演员穿的我们都会做很严格的服装联系表，放在一起来反复论证，细到每个道具，包括每个手机链都要提前准备好。每样东西都有案头，所有工作人员都做案头，包括服装、美术、化妆怎么变。有些硬件，没这辆自行车你就拍不了，没那个暖水瓶你也拍不了。以前我没有这个概念，到了现场才去找。现在回过头来想，完全不可思议，那几部电影完全是变魔术变出来的。”
《世界》是贾樟柯首部能够公映的影片，也是他第一部按照电影工业流程来制作的影片，虽然他否认两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一方面是三部电影之后，有了些经验，觉得应该按照工业的标准走。这跟《世界》的庞杂也有关系。《世界》出场的人物很多，赵涛演的舞蹈演员是一个群体，成泰生演的保安是一个群体，王宏伟演的民工是一个群体，安娜演的外国演员是一个群体，王小帅演的大富豪是一个群体，这就已经有5个群体。如果没有精细的准备，这么庞大的人群，有一点乱都会很麻烦。虽然《站台》也很庞杂，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稳定的人群，在一个稳定的区域里面流浪。《世界》反差太大了，一会在角落里，一会工地上，一会又跑到很豪华的卡拉OK夜总会。另一方面是来自投资的压力，一开始投资800万，还没有开拍，制片人周强就把投资追加到1200万。现在很多电影号称2000万、3000万，我们是真的花了1200万。这不是小数目，我们应该对它负责，特别是对拍摄周期负责，不能像以前那样，反正就15个人，两天不开机也无所谓。我觉得工业里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是要学习的。”
这一次，贾樟柯要学习的，除了“工业化”的制片方式，还有“工业化”的发行方式。“中国95%的票房集中在30多个城市，这还好，跑起来不是很累。”虽然贾樟柯现在还是不清楚全国一共有多少条院线，但他的包里真的揣了十多个城市的名单。没有一家院线公司的经理相信他们会跑十多个城市：“我第一次做发行，把自己当一个新人，事实上也是，除了DVD的观众，谁知道贾樟柯是谁？当然我们的媒体曝光很好，但是你没有给人看到作品，人家就记不住你。”
贾樟柯第一次见院线的人是在拍摄完成后不久，他去济南参加一个活动，一个电影公司经理带他去参观新盖的影城：“以前我觉得院线很高傲，感觉他们追逐商业利益特别厉害，但这次我真的觉得他们的紧迫感跟导演一样，他们也害怕没有好的国产电影，将来如果美国影城来了之后，我们自己的影片怎么办？我觉得大家其实都在一条船上。以前我挺害怕跟人打交道，怕没有什么话说，大家思路不一样，风马牛不相及，但发现不是。”
现在贾樟柯能熟练地跟电影公司和院线公司交流各国发行的经验：“我们学习了三部分经验，美国、法国、日本的经验。日本的公司，他们的有效性非常强，《站台》时他们特别强调目标人群的确定，他们不祈求奇迹，在他们心目中，不成功的标志是目标人群没有来看，成功的标志是目标人群来看了。《站台》在日本发行的时候，有三分之二媒体是电影的艺术的杂志，还有三分之一是女性杂志，包括介绍裁剪、介绍毛衣织法的杂志，因为他们觉得这是他们的目标人群。美国就是奇迹式发行方法，《站台》发行时从东往西，《任逍遥》是从西往东，做一个好玩的东西，带动起观众的热情。在法国发行首先要落实政府支持，在法国有一个协会专门认定你是不是艺术电影，所谓艺术电影就是‘对电影有创作型贡献，但是缺乏市场能力的影片’，如果被认定，政府会有大量补贴。其次是评论，他们的影评也非常重要，包括商业上的赞助，整个结构都很完整。《世界》过段时间可能也会拿到这个艺术电影的认证，虽然大家对《世界》的信心很大，但它仍然是一部艺术电影，不可能是《黑客帝国》、《十面埋伏》，这样会帮助法国的发行消化掉很大的成本，资本，也有信心投放更多的拷贝。”
把北野武的公司抄过来
《世界》进入宣传期之前，在Google上，输入“贾樟柯”三个字，跳出来的页面，主标题大部分是“贾樟柯：”的形式，冒号之后一般是一句特别极富概括力或者思考性的话，“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平面媒体，电视栏目我们很茫然，不知道有什么办法能进去。”贾樟柯说。
以前，影片没在国内公映，所以贾樟柯将主要精力放在平面媒体上，不重视片花(影片精彩片断集粹)，这次发行，他们的目标是要让观众看到、感觉到这个电影，“我们马上去剪片花，然后花钱做电影院版的片花，现在正跟着《精武家庭》放”。
但是没有电视台愿意单纯放映预告片，“受到这个启发，片子里有那么感人的一首歌，为什么不做成MV？如果按照MTV的路线出现，它首先是一个音乐产品，顺带把我们电影的影像介绍给观众。”贾樟柯找了一个新导演来给《世界》电影插曲《乌兰巴托的夜晚》拍摄MV。
MV拍完了，如何进入电视，对贾樟柯来说还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像张艺谋那样，中央台所有的节目都帮他宣传。”于是贾樟柯和他的创作团体通过人际关系，通过朋友、同学，把MV放到他们想进入的栏目里，“比如光线有百事音乐风云榜，光线很想跟我们合作，我们也想跟光线合作，这样我们很自然进入到栏目里面。电影频道有我们的朋友在里面工作，他们也愿意帮忙。还有剩下差不多100多个单位，我们是按照通讯录寄的，有的可能石沉大海，有的可能就播了。”
现在，输入“贾樟柯”，Google的页面中，还能看到他的名字和Flash联在一起。早在拍摄《任逍遥》的时候，贾樟柯就有了给影片加入Flash的念头，“我第一次看Flash是《赤裸裸》，Flash动画虽然没有办法跟中国传统的精细水墨画相比，也没有办法跟三维动画相比，但是我觉得它有一个开放性，只要有软件谁都可以去做，而且深受年轻人欢迎，使用年轻人的语汇。包括最近的《老鼠爱大米》，虽然我没有在网上看过，但我知道那是被网络所关注的。”所以贾樟柯马上找了4个Flash高手合作，将MV制作成Flash，“通过一条MV我们可以把宣传辐射到电视、广播、电影院、网络包括平面媒体，特别是我们以前打不到的人群，比如说广播的东西，广播的受众其实很多，因为有了歌就可以把他们带进来，宣传就是比较立体。由于网络的传播需要时间，所以时间会比较靠前，然后是电台和电视台，一步步做下去，不是把信息都一下扔出去没有了。”直到有一天，贾樟柯坐在出租车上，交通广播电台在放歌，主持人介绍说“下面你听到的是贾樟柯最新的电影插曲《乌兰巴托的夜晚》。”
贾樟柯一直不知道他的工作人员是怎么拿到100多家电视台通讯录的，因为他成立的公司有专门负责发行、宣传的工作人员，“我经常开玩笑，黑社会都企业化了，拍电影也要企业化。”
打算成立的制作、发行公司是在拍摄完《任逍遥》之后：“以前大家太累，我在拍《任逍遥》的时候，你要发一个稿子，希望我提供一张剧照，我就会满抽屉找，家里没有找到又跑到办公室去找，现在全部都做好了，你可以上网去拿，管宣传的人就可以去办这个事情了。现在我们希望八九个人规模的公司，可以搞定所有事情，拍电影8年太辛苦了，每个人都是前期从策划、找钱、筹备到拍、宣传、发行，真的为了一张照片一晚上都在翻照片，现在我们也不想再浪费资源。”
在日本宣传电影的时候，贾樟柯常跑到北野武办公室学习，“我一直在抄他。公司的架构、发展的未来、人员的构成，还有经营范围，除了没有电视台之外——北野武有自己的电视台，除此之外一直都在抄他。他是我的榜样。”贾樟柯到北野武办公室，看到他们有自己的网站，自己的电视台和自己的艺人，同时也拍别人的电影。“北野武他们最大的能力就是把资源发挥到极致，还有就是长远的目光，这是别的公司做不到的。比如说他们有自己的影展，通过影展接受最新的电影创作上的讯息，带给日本电影界新的参考。这是跟北野武个人影响力有很大关系，他们自己的制片系统在完成北野武电影后，就做别的导演作品，我觉得这个资源配合得非常好，大家不会有闲下来的时候，也不会太紧张。我觉得他有义气的一面，在日本养一个艺人很贵的，他一直代理这些艺人。整个工作气氛是运转得非常好的链条。可能这些链条我们都有，但这些链条是不是运转得那么好，配合得是不是那么好就不知道了。”
《世界》是贾樟柯在国内公映的第一部电影，同时也是他的公司代理发行的一部电影，之所以强调“代理发行”，是国内规定，发行公司必须至少发行两部以上影片才能有资格独立发行，而贾樟柯现在的打算是，每年发行五六部电影，平均两个月一部，这5部发行的影片会以独立影片为主，如果能跟中影公司等有权利发行国外影片的公司合作，希望能发行一些比如哈萨克斯坦、伊朗、泰国等电影文化很活跃，但是并不太为中国观众所熟悉的影片；制片方面除了贾樟柯跟余力为的电影外，每年拍一个其他导演的处女作，贾樟柯和他公司的人希望发行完《世界》之后，迅速整合好公司，然后就开始发行国内影片，“我们其实还缺一个法律顾问和一个会计”，说这句话的时候，贾樟柯的语调明显是兴致勃勃。
《世界》4月8日即将在全国公映。贾樟柯的名字在各种媒体上响亮了那么多年，终于能够把自己的作品放给中国观众看了。尽管反响还是未知数，尽管几乎还没人看过这部“划时代”的电影，媒体却早已提供了关于它的海量信息，并且谁都觉得还远远不够。
这一次，且把机会交给贾樟柯电影的两个“标签”式人物：王宏伟和赵涛。从他们眼中，我们试图观照贾樟柯话语之外的贾樟柯和贾樟柯电影。(袁蕾/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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