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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樟柯的工作室设在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宿舍的一个半地下室里，两间不宽敞的房间里堆砌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大红布料沙发、桌椅、电影剪辑机、四处散落的书刊、电影海报、影碟……这便是他长期蜗居的工作室，常常感受不到外面温暖的阳光。也就是在这里，却蹦出了五部反响不俗的电影作品。
解禁后的首部作品《世界》正在全国公映，十几座中心城市的访问量让贾樟柯喘不过
气来，他必须第一次装得像是一位称职的“公关先生”。早饭没吃，都过中午12点了，助手买来的盒饭，他瞟了一眼便推到一边。他说自己只要一吃饭脑袋就会犯昏，适当的饥饿可以使人精神抖擞。
很多年前，香港《新方世玉》剧组驻扎在北京电影制片厂，每当拍戏时，就会有一个身穿军大衣的人在边上徘徊。这人便是贾樟柯，为了学习导演的现场经验，他一直在北影厂偷看了一个冬天。
从《小武》、《站台》、《任逍遥》，再到如今的《世界》，贾樟柯有力地勾画了1970年迄今的社会变迁。以流行歌曲为背景，《站台》生动地刻画了1979年至1989年的中国社会文化编年史。通过一个身处崩溃边缘的县城文工团两对恋人颠沛流离的故事，以“小”见“大”地概括了一代人的坠落历程。《小武》描写了一个小偷的生活与爱情，他对传统的人际关系充满了幻想，但最终他又被所有人抛弃与围观。《任逍遥》讲述2002年两个大同少年，他们无数次希望，又无数次绝望。《世界》则是贾樟柯第一次把视线投入到成就自己梦想的城市——北京，在世界公园这个荒诞的微观世界里，表达两个小镇青年的梦想与现实。
2000年前，贾樟柯对北京这座城市一直没有归属感。刚到北京时，他最不习惯的便是连珠炮似的北京话。没有归属感缘于自己选择的飘零状态，“不适应，包括孤独感等等我都可以克服，只要通过努力的工作便能忘掉这一切。工作让我日夜不明，以前我觉得时间是在一种缓慢的状态下流动，现在我却注意不到早晨、中午和黄昏，时空都是模糊与压缩的。”
“中国这么大的面积，现实生活差异很大。问题是在我们的电影或者艺术里，另外一部分地区、另外一部分现实被遮蔽了。有机会，我就要把这一部分表达出来。”
不管是崔明亮、小济、小武还是小山，他们都是沉没在社会底层最不起眼的小人物，就像生长在大地上的小花小草，不为人知却又漫山遍野。其实，这些人物素材都与贾樟柯的生活经验有着某种亲密关系。十几岁时，他最大的梦想便是当一名有势力的小混混。他偷过东西，打过架，在被人追杀时“英勇”地从二楼跳下。与他一道消磨少年时光的兄弟们，有的成为小偷，有的被枪毙，有的因酗酒过度而身亡……
2004年贾樟柯解禁后，《世界》也顺利通过审查。该片策划、上海电影制片长导演马宁说：“这是个很严肃的作品，严肃的作品会牵涉到人生存的一些真相。真相表达得很深入的话会造成别人的费解；如果表达得很清晰的话，会引起一些问题。这次送审时有个特殊的原因：电影局想让整个第六代导演，通过这个机会浮出水面，因此在审查时显示出了一定的宽容度。”
贾樟柯也在努力地用各种方式把握“话语权”，尽管他还不适应。同时，一套完整的商业计划与公司架构也在贾樟柯的策划下，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他希望用一家制作公司，一家广告公司，一家发行公司形成“三驾马车”的公司结构。这三家公司除了集中资源制作自己的电影外，还想做一些其他电影的发行与投资。
让电影与现实保持很浅的关系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回过头看，发现在你前几部作品中，还是“小武”这个人物最有意思。
贾樟柯：经过了这些年经济的变革，人际关系重组，在现实中小武这种人物已经绝种了，小武这个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对现实中的人际关系有特别大的热情与幻想。小武每天在街上奔走，不就奔走在人际关系里面吗？真的，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可能有一条路经过你家门口，可当这条路经过你家门口的时候，生活真的已经变化了。
时代人物周报：你第一次把眼光放在北京这个大都市，这是不是说明中国社会的变迁已经影响到你的创作素材？
贾樟柯：不，中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背景的社会，精神就是这样的一种精神。其实，我就很不喜欢那些外型、精神上很不中国的东西。比如说吃早餐非得要喝橙汁、吃面包。另一方面，从精神上我们都自觉的有一种孤独感，等等。这些东西都有问题，我们生活本质不是那样的。
时代人物周报：在你的电影里，总给人一种与生活关系很浅的不确定性。
贾樟柯：我特别喜欢这种感觉，它不是扎下去探索这个事件本身，若能那样的话也很过瘾，但我觉得让电影与现实之间保持着一种很浅的关系挺好。其实，我们现在面对现实就是一种很浅的接触，每个人都有很深的个人生活，你看很多人都是如此，今天她去了一个地方，明天她又去了另外一个地方，突然一天她又交了一个男朋友，改天一起吃个饭。在现实中，大家不都是这么浅吗？但这样也好，有它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我想《世界》也是如此。今天往这边走，明天往那边走，当然，总体上还是一个孤独飘零的状态。我很喜欢“飘一代”这个词，不知道是谁发明的。
独立电影需要一个制片工业系统
时代人物周报：我们看你以前的三部电影，主要是通过盗版了解的，你恨盗版吗？
贾樟柯：有人说这是中国消费能力的问题，可我认为它还是一个体制问题。因为，没有正常渠道可以引进这些电影，电影进口仍然限制在国营单位手里，他们在替我们选择电影时，没有想到文化的多元性，也没有能力选择更多更好的电影。在国外引进影片都是很自由，看中哪部电影就直接买过来放，不存在配额。这种东西压抑中国人观影欲望，培养了盗版市场。于是每当一部大片出来后，大家都抢着买，就怕没了，就好像一个饿怕了的人一样，有了粮食后首先要存着。
时代人物周报：解禁，对于你可谓一个好消息。
贾樟柯：是啊，前后长达八年，最早是1996年1月13日被禁之后，我经历了什么都不顾及的“放纵期”。开始我认为这样的一个体制，没有必要去关心它，《站台》《任逍遥》就在这种状况下拍完了。可我又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公演与投资成本回收。坚持独立性相当重要，可争取公演也非常重要，若你仅坚持独立性而不去争取公演的话，那么，你的电影便无法与公众见面，我们的电影会受到轻视，甚至会不存在。不能公演，不能谈论，不能成为一个公共的资源，那么，电影就发挥不了它应产生的作用，我一直在为此努力。恰巧碰上中国电影开始讨论产业化这样一个契机，天时、地利、人和促成了我2004年的一次转变。
时代人物周报：据说你已有一套发现新锐电影导演的计划。
贾樟柯：光我自己去拍电影，融资不会有问题，可中国光几个独立导演还不行。以前，大家各忙各的，散兵游勇，你从木材厂找20万拍一部电影，他从房地产公司找100万，未能形成一个系统，可没有一个帮助独立电影的系统是不行的。拍完之后无法深入组合电影资源。另外，渠道不通，想拍电影不知道从何下手。
时代人物周报：这么做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贾樟柯：我们这么做是想告诉年轻导演，不要只盯着商业大片。同时，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抛砖引玉的行为，让中国独立电影真正形成一个制片工业系统，只有形成了系统，才可能有放映空间。一年只有三四部这样的电影在电影院放映不行，中国每年若有二三十部这样高质量影片放映的话，我们空间也就大了。一个导演怎么去打开这个空间？
时代人物周报：这是否意味着独立电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包括你个人在内。
贾樟柯：或许是，以前我是一个孤独个体，只埋头拍电影。拍完《任逍遥》后，我的切身体会就是一定要拥有一个固定公司和制片团队，保证资金能最终回流到电影本身，然后再投入，形成良性循环，最终让电影价值体现出来。目前，独立电影的大部分资金都流到了盗版商的裤兜里，这显然不健康。中国电影业现在经历的关口与日本经历过的一样，一个大的制片公司垄断了一切，电影业处于一个崩溃的状态。但后来，随着大大小小独立制片公司的出现，才形成了今天多元的日本电影文化。
“公共化”与独立性不矛盾
时代人物周报：不少关注你的人都会发现，在不同媒体采访中你却有相同的陈述，为什么？
贾樟柯：这没有办法，它是一个工作，我觉得自己有时像录音机一样，重复地把自己的声音放出去，不停解释自己的电影，电影导演不应该拒绝这样的工作。其实，这个世界非常喧嚣，你要不反复、大声地重复自己的话，没有人能听见你的声音。
时代人物周报：你已成为不少人眼里先锋、叛逆的文化偶像，但你越来越“公共化”的形象让很多人开始质疑和批评。
贾樟柯：我觉得这是必然的。在创作上我要保持一贯独立性，可这不等于关起门做事。你需要把你的观念讲出来，否则，没有人能发言会很麻烦。有一天，我突然收到一个短信，一定是认识我的人，或者我以前留过电话号码，我不知道他是谁，短信上的内容是“你现在已经不是导演了，而是一个公关先生。”我想，他(她)可能看我参与的公共活动越来越多，谈论我电影的人也越来越多，有点不舒服。我想这是大家需要克服的，我们再也不能羞羞答答地拍电影了，要让更多人知道我们的电影很重要，你来分享我的电影也很重要。把一部片子锁在抽屉里，并非一个好办法，也不代表你很独立，很坚持，你一定要拿出来让人家看，看我们拍这样的东西，你喜欢吗？你不喜欢吗？你为什么喜欢，为什么不喜欢？从1990年到现在，有多少好东西放在了抽屉里面？这次发行我就一直跟我的同事们说，不要羞羞答答的，这与独立性没有任何冲突。今天，我的电影公演了，我就把它推到公众面前，我就要让更多人来了解我们的工作。
时代人物周报：既然进入到一个新的商业规则里，就意味着你会有失败的可能性。
贾樟柯：我自己从来不怕失败，因为我本来就是两手空空，我失败了也不过只是两手空空，有什么大不了的？
不是钱、不是体制，而是创作
时代人物周报：你曾说拍电影摆在你面前的困难，不是钱也不是体制，那是什么？
贾樟柯：最主要还是创作，包括现在很多人认为摆在中国电影面前无非是三大问题；投资、体制与发行，的确，这些都是大问题。不过，归根结底还有一个创作本身的问题，而伴随我的也大多与创作有关，没有任何为创造而苦恼的导演，会很麻烦。包括在我工作越顺利时，我越怀疑自己的工作质量，一种惯性状态下的工作，会因失去挑战而进入一种惰性里。给自己造麻烦永远是自己的，体制是一个很无奈的东西，我们努力推动它，可它的变化却很缓慢，那你得接受这个现实。这并不是说你就认同这个现实，而是说你仍然要工作，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体制你就不拍了，这肯定不是一个特别积极的态度，另外一方面资金的问题也会慢慢好起来。
时代人物周报：有人猜测说可能十年以后，贾樟柯或许会成为另一个张艺谋，你怎么看？
贾樟柯：那不要吧，我觉得我们方向不一样吧。我自己的口味还是在一个年轻电影文化的定位上，以后我也会加大拍片密度，现在拍片太少了。两年拍一部，其实，可以再多一点东西，等我的公司架构好了之后，我希望自己能提速，多拍几部影片。
(“张艺谋的影片缺乏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所以他会朝着商业方向一路狂奔下去。我觉得，如果有一种比较现代的文化意识和民主意识，是绝对不会拍《英雄》这样的电影的，这基本上是一种脑袋糊涂的表现吧。”贾樟柯曾这么评价张艺谋。)
时代人物周报：听说你的下一个作品是一部纪录片。
贾樟柯：对，名字叫做《静物》，主要是拍一些不爱说话的人，一方面拍这些沉默者的状态，另外一方面拍摄这些沉默者的空间，拍他们的窗台，他们的桌子，他们工作的环境。
时代人物周报：你会去拍别人写的作品吗？
贾樟柯：会的，我们现正在准备的剧本就是别的作家写的，这一方面我是比较开放的，我从来不拒绝和别的作者合作。不过，有的电影是别人替代不了的，比如《小武》这样的题材便是我身体里面的东西。比如《世界》，我跟别人说我要在一个公园里面拍一部电影，别人还不相信，他们说这怎么拍啊，那么枯燥的一个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一部分公共记忆与公共经验比较强的东西，包括《站台》我觉得别人写都没有问题。本报记者 韩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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