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部用心之作，怕的是叫喊于生人之中而默无回应。从这个意义上讲，贾樟柯是幸运的。有影院因为《世界》票房不佳将它下档，也有影院联合起来支持它长线放映。有观众说它晦涩难懂，有观众沉醉其中。有人说它不如贾樟柯以前的作品，也有人说它是贾樟柯最好的电影……评价两极分化，而且都是非常认真的评价。这也是贾樟柯的幸运，观众的“世界观”异乎寻常的严肃。《世界》的意义，不仅在于它是贾樟柯摘掉“地下”标签，获得公映许可的首部作品，更重要的是，它呈现了新一代电影人的创作思路和审美取向，它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的道路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它以提问的方式介入了我们的生活，并期待所有人的回答。正如《世界》的片尾所说，一切“刚刚开始”。
4月8日晚10：30，贾樟柯等《世界》的主创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一连几天的密集宣传使几位主演满脸疲倦，说话几乎像是在背课文，听不出什么感情色彩，唯有贾樟柯，虽然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还几乎都是在飞机上，但依然两眼炯炯有神，讲话滔滔不绝，然后不好意思地问演员们，“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演员们形容贾樟柯为“超人”，而记者眼中的贾樟柯更像是《指环王》中的“霍比特人”，个子矮小，却精力充沛，有满腔热情和抱负，而且韧性十足，勇往直前。
◆《世界》关心的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的状况
记者：《世界》把视点放在世界公园这个想法很巧妙，请问你第一次到世界公园是什么感受？
贾樟柯：我第一次去是1993年，那时候北京的世界公园刚建好，我到北京读大学，爸爸、妈妈来看我，我们一家人一起去了世界公园。刚去的时候觉得挺好奇，不需要护照和签证，一天的时间可以从法国走到美国、从美国走到埃及，很玄妙的感觉。后来慢慢地对世界公园有一个新的理解，我觉得中国人一直保持着融入到世界的热情，到今天也这样。现在在街上我们会看到很多房地产楼盘——罗马花园、威尼斯水城、温哥华森林等等，我想，在飞速的经济变化中，慢慢折射出我们自己的文化信息的衰落，这是很可惜的事情。于是世界公园变成了我的一个灵感，我想通过它讲讲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人的情况，我们可能应该多关心一些为现代化付出成本的人，这部电影主要是想谈这个问题。
记者：《世界》反映了“北漂”的生活，你也是“北漂”的一员。
贾樟柯：我1993年来到北京，我觉得“漂一代”这个说法特别诗意，的确表达了这么些年在城市中漂动的感受。一是我们离开了土地、家乡，离开了我们熟悉的东西，提着一个铺盖卷，来到陌生的地方。另外我们也离开了一个体制，不像我们的父辈那样在机关里重复地生活，我们要寻找新的生活空间。第三是离开家庭，刚来的时候，走在街上，看到很多亮的窗口，你不知道哪个是自己的，慢慢地找到了新的朋友，找到了家庭，要在这个城市扎根，这种孤独感不是别人能体会到的，我很早就想拍一部《世界》这样的影片。从北京申奥成功以后，能感受到经济加速度地发展，我觉得这种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会有一种伤害性，会伤害到个体的利益和个体的精神，这就让我更迫切地想把这部电影拍出来。
记者：《世界》从去年的威尼斯电影节开始，已经走了很多地方，各地观众对这部电影的感受一样吗？
贾樟柯：我觉得还是有一些差异，比如我们3月18日在多伦多进行北美首映时，大家交流的时候更多地关心宏观的问题，比如快速的现代化过程跟个人之间的关系，比如从文化的角度看，经济的现代化是不是一种真正的现代化，是不是我们还需要一种个人的现代性。此外人们对电子乐，对新的媒介非常敏感，包括Flash，非常热情地谈论这种新的电影方法。而我们在香港和深圳首映时，很多观众会具体到电影的细节，比如男女主人公感情方面，成泰燊是不是应该和两个女人产生关系等等。
◆观众已经15年没有看到中国电影美学的发展了
记者：这次《世界》公映宣传攻势非常猛，你们15天跑11个城市，你是否担心这种“炒作”会起到反作用？
贾樟柯：我还没有顾得上想这个问题，我们要配合院线的宣传。我现在平均每天只睡三个小时，走了这么多地方，一是为了宣传影片，再一个是真正和观众进行了交流，我的电影从来没有和观众直接见过面，这种互动和交流对我重新思考我的制作，对我未来制作的参考性非常强。我倒没有想到过这么宣传是否会有反作用，只是觉得沟通是很重要的。
记者：为什么会想到在《世界》中用Flash和电脑特效？
贾樟柯：电影讲的是年轻人的故事，原来的灵感是在影片中用手机短信作相互之间沟通的方法。在开拍之前我就想，怎样去表现手机短信呢？电影不是文字，要落实成影像其实有很多简单的办法，比如直接对着手机拍，还有一种方法是男女主演一看手机就打字幕，但是后来我觉得这些方法太死板，于是就想到Flash，把短信的内容变成Flash，也把人物内心的感受表现出来。而且Flash也是时代的产物，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语汇，会增加电影的时代感。
中国电影最好的状态应是一种纯自然生态，不单是商业气息很强的影片，也应该有一些能够表达我们的真情实感、表达我们在这样的环境中遭遇的影片。可能很多人对年轻导演的创作还很陌生，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我们进入中国电影工业并不是很顺利，像我拍到第四部影片才获得允许进入到院线中。所以我觉得对不同的影片应该有不同的标准，就好像以前我们认为电影从来不需要商业属性一样，我觉得也是不公平的，应该用多元的思维对待不同的电影。
此外，我觉得我们中国人看电影太紧张，总是说看得懂看不懂，你的电影投资多少，能不能收回来？也就是说大家不习惯放松地享受一部电影，不是那么轻松地接受电影中的情感。中国电影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年轻导演也有开拓《世界》这一类型的电影市场的责任和任务。正因为如此，才会有我这次15天走11个城市，去介绍我们的影片。
我认为，一方面我们坚持多元价值的表达，一方面我们又不拒绝商业。对我来说，市场也好，票房也好，我们不期待《世界》有奇迹，但是我们也不抗拒在工业渠道里推广电影。不仅是观众要轻松地看电影，我们做电影也要轻松，不要有这么多压力，有也没用。
◆《刺青时代》今年冬天开拍，2008年将拍《小武2》
记者：《刺青时代》什么时候开拍？
贾樟柯：《刺青时代》是我下一部故事片，在这之前我会把纪录片《静物》拍完，那是一部小成本制作，希望5月底《刺青时代》的剧本可以完成，然后去做送审、立项工作，到冬天的时候可以开机。
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看了《刺青时代》的小说，我一直想拍一部20世纪70年代不良青少年的故事，后来我的一个朋友买了版权，她和我沟通，觉得剧本很合适，又勾起了我那个时代的回忆，然后就决定合作了。
记者：你觉得改编别人的剧本和自己创作有不同吗？
贾樟柯：还是有差距的，自己做编剧的时候，剧本可以不要那么完整，有时候几行字、一个大纲就可以去拍，甚至有时候直接引进一个分镜头的构思在里面。现在和编剧合作，还是要从文学剧本着手。另外，有一些作品比较适合导演自己改、自己编，而有一些作品公共经验非常强，和自己的生活经验并不是很密切，但是自己又有想象在里面，我觉得和编剧合作是个好方法。在此之前，我和苏童、毕飞宇都有很好的合作，和他们合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经验，可以互相启发、互相推动。
记者：现在演员定下来了吗？
贾樟柯：男演员比较难找，因为主要是男孩子的戏，剧中人物有两个年龄段，一个是14到16岁，一个是19到22、23岁，在这个年龄段中国的男演员比较少。还有是女演员，女主角的年龄比男主角大，苏童提议由赵涛演，因为他们认识，也看过《站台》，觉得由赵涛演比较合适，我觉得应该也可以，所以现在初步定赵涛会演《刺青时代》。
记者：为什么你的每部电影都有王宏伟？
贾樟柯：因为每部电影中都有一个适合的角色可以由他来演，而且从《小武》开始，我们共同创造了一种电影，如果说拍一个电影好像是一个家庭聚会一样，那么王宏伟不来就好像缺了一口人，会让我心里不踏实。
记者：王宏伟还会继续出演《刺青时代》吗？
贾樟柯：我还不知道，也许演赵涛的父亲吧(笑)。《刺青时代》主演是年轻人。在《世界》中，因为我和成泰燊有十年之约，所以王宏伟只能演一个民工。但是我们会拍《小武2》，会把当时的演员都找回来，电影打算在2008年拍，因为那年是《小武》诞生十年。
◆从地下到地上，可以调动各种资源，我的想象力被打开了
记者：《世界》公映，你从地下浮出地上，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贾樟柯：最大的感受是从创作角度讲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因为以前的电影是在秘密状态下拍摄，是不合法的拍摄，我们无形的压力非常大，也不能调动太多的资源来配合拍摄。现在《世界》是合法的拍摄，我觉得整个摄制组的状态都非常从容，我们可以调动各种资源，努力做到最好。此外，以前拍摄不能动用公共资源，有很多想法是受限制的，一想到要动用一条街、要和部队联系等，我们就要改剧本。但是现在我可以想象战争的题材、需要资源配合的题材，包括历史题材，我的想象力被打开了。
记者：王小帅在《世界》中客串了一个角色，你们这种合作会更多吗？
贾樟柯：会的，我觉得我们年轻导演应该更多地沟通，讨论中国电影的问题，包括我和小帅私下也有很多交流，他来客串是对我的支持。我觉得导演之间会越来越融洽，大家的目的是一样的，包括和第五代导演，我们都是充满善意的，可能需要更多行业的合作。我觉得中国就是缺少很有效、有力的行业合作，缺少导演和导演之间共进退的心理。我觉得应该让一些行业协会弥补电影制度的缺乏，推动行业的进步，推动制度的放松。
记者：大家知道《站台》在你心中的位置，现在《世界》可以取代《站台》吗？
贾樟柯：不能，当然这是私人的感情。法国的一位杂志主编就写了文章，他说《世界》是我最好的电影。今天我收到很多手机短信，很多朋友打给我说《世界》是四部影片中制作最好的电影。但是我和《站台》还是最有感情的。
记者：《站台》和《小武》有没有可能公映呢？
贾樟柯：我们在谈，我相信一定会有公演的一天，只是时间的问题。
记者：你平常看什么样的电影？
贾樟柯：一部分是老电影，因为专业的原因。再一方面就是最新影片，因为经常去国际影展的缘故。总之，商业电影之外的电影看得比较多。当然，商业电影中有一些导演和作者我也一直在关注，像杜琪峰，我认为他改变了香港的电影美学。此外也看美国新的、技术含量高的影片，以了解技术的演进，例如《黑客帝国》。张嘉/文
附：针锋相对的两篇《世界》评论
肯定之声：这个《世界》很精彩
……贾樟柯是如今少见的有头脑的导演，他以一种鲜活的质疑姿态直接进入了当代世界，并给出了自己的回答。像《世界》这样真正与人有关、与时代有关的电影，久违了。
贬抑之词：这个《世界》有点闷
……贾樟柯给了我们什么呢？对下层生活的关注停留在照相的层次上，无非是生活艰难、情感苦闷、飞来横祸等这些在电视台天天都能看到的内容，只不过到了导演这里更琐碎、更含糊不清、质感更差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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