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大导演中心制在中国逐渐瓦解
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开始了陈弋弋/策划 、文 夏祺/摄影
陈可辛拍《中国合伙人》是一件很大胆的事儿。因为新东方英语学校，几乎是几代中国人的共同经历。在大部分香港导演都只选择古装或者年代片的时候，陈可辛选择这种集体回忆式的内地题材，需要勇气和功力。
9年前陈可辛拍《如果爱》试水内地至今，终于拍到了现实题材。也许因为监制和导演的双重身份，也许因为他的世界观比较黑暗，陈可辛对自己所处的电影环境一直有过于清醒甚至冷酷的认识，以至于有时候你觉得他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入绝境才能绝地反击。但不同的是，到了《中国合伙人》，第一次觉得陈可辛的世界观不那么暗黑了，他说这是：“50岁以后的心境”，但犀利仍在。谈大导演中心制的瓦解，谈中国电影掌权派的更替，谈中国人的成功之道，陈可辛说：“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开始了。”
“新东方”的故事牛在哪儿？
当年教的是美国价值观
陈弋弋：我听说韩三平(中影集团总裁)最初把《中国合伙人》的剧本给你，是想让你当监制，你看了以后提出想自己导。什么东西打动了你呢？
陈可辛：最打动我的是——我一直觉得中国内地改革开放这30年来，其实发生了很多有趣的故事，尤其是企业家。我一直想拍这种传记，但是找不到一个载体，一个适合的人物来讲一个故事。但是当这个剧本到我手里以后，我发现它有两个优点：第一它是半真人的故事，所以底子比较好，第二故事讲教英文，就带有很浓的喜剧色彩，也就是说，具有一定的商业性，我就感兴趣了。
陈弋弋：最早的剧本是谁写的？
陈可辛：最早的这个剧本是徐小平(新东方总裁)写的，它主要是讲个人经历，和现在你们看到的故事很不一样。比较多讲个人经历，避免碰到太多另外两个Partner的东西。
陈弋弋：你从这个近乎自传的剧本里看到了什么？
陈可辛：最打动我的是，那个年代教英文其实教的不只是英文，更是美国价值观。美国价值观是什么？就是表现自我，就是自信！于是，冲突和喜剧感就来了，因为中国文化在这一点上是完全对立的。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虚心，要谦让，所以几十年前的很多中国人是没有自信的。但你看看现在微博，完全是反中国传统教育的，是另一个极端。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从那个年代开始的。当一个年轻人去美国使馆签证，对那个年轻人来说，这就是和世界接轨的开始。
陈弋弋：你知道那个时候的新东方英语学校对于中国年轻人来说，是怎么一回事？
陈可辛：完全不知道。但是当我开始做调查的时候才发现，我认识的所有内地年轻人几乎都上过新东方，从我北京公司的工作人员到合作的电影公司老板，我才发现新东方原来是一个很奇怪的存在。
只有会做的人才会成功中国人的成功之道是什么？
精英不会成功，会做人的才会
陈弋弋：电影的内容和的结构都跟《社交网络》有不少共同点，但《社交网络》看完了，会让人觉得扎克伯格是一个天才。但到《中国合伙人》里面，却让人很难定义黄晓明那个角色到底为什么成功？感觉是时代的因素比个人的因素要大。
陈可辛：其实这是一个被成功的故事，你不觉得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吗？精英不会成功的，越精英越不会成功。那些才华，有爱的人，实际上是不会在主流价值观里成功的。
陈弋弋：那中国式成功是？
陈可辛：会做人的人，能力倒是其次。真话不说，要说就说假话，让大家舒服，把周边关系维护得很好，这种人会成功。
电影最美好的时代来了《泰囧》《致青春》大卖意味着什么？
大导演中心制瓦解，电影最好的时代到来
陈弋弋：这一年来挣钱的中等成本爱情片或者喜剧，你都看了吗？
陈可辛：都看了。除了《致青春》之外，我觉得其他那几部戏，都是纯服务观众的。什么叫纯服务观众？就是其实你是看不太到导演的烙印，导演的烙印通常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两个东西，一个是风格化的表现，一个是留白。你看好莱坞的电影是没有什么留白的，因为按照公司化的操作，不断试映、试映之后，大家给意见、给意见，最后就是渐渐把你喜欢的那些镜头拿掉。电影没有留白，就没有韵味。但电影节奏会准得不得了，观众就会高兴，因为他的神就不会走开，不会忽然在某个地方想到自己，然后神游。但《致青春》不是这样的。
陈弋弋：从去年开始，中等成本、爱情题材开始票房非常好，包括《北京遇上西雅图》、《致青春》、《泰囧》、《失恋33天》，内地也出现了很多年轻的新导演，好像突然把中国电影从大片时代给拔出来了。这些中小成本电影，甚至在跟一些进口大片硬碰硬的状况下也不输。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陈可辛：我9年前来的内地，我就觉得中国不是大片制，其实是大导演中心制，大导演中心制是有点儿荒谬的，是全世界只有没有建立起电影工业的地方才是这样的。现在这个时代终于过去了！
陈弋弋：但是其实这对导演个人是比较有好处的，你觉得呢？
陈可辛：当然我以前也常说过，我就是这种大导演中心制的既得利益者，为什么我来到这里，而在美国呆不下去，不就是这个问题吗？在美国，什么事都要公司去决定。怎么试映，试映以后剪还是不剪，都是公司决定的，那是对付导演的武器。但你看现在大陆的公司，一下子就开始跟美国在接轨了。
陈弋弋：为什么大导演中心制在中国会瓦解？
陈可辛：因为利益。为什么香港永远接不上轨？因为香港市场小，厉害关系没那么大。但你看看今天的中国，一点点改变就带来很大的利益改变，早一天上片还是晚一天？早上九点上片还是十点上片？整个利益分别大得不得了。所以今后好莱坞的这些可恶的东西，一定会在这里发生，这就是未来的中国电影。
陈弋弋：大导演中心制瓦解，有什么好呢？
陈可辛：目前中国还说不上真正的瓦解，应该说是开始动摇，原因是真正的大公司还不够多，大导演还太强势，所以很多公司碰到大导演，还是得跟孙子一样听导演的。但是可以看到趋势，随着这批年轻导演出来，大导演慢慢就都快没戏了。为什么？因为第一，年轻导演的身段没有那么高，比较容易谈。
陈弋弋：但是您自己也说，正是因为美国不是导演中心制而是公司中心制，所以你待不下去，但为什么听起来你的意思又好像比较认可公司中心制呢？
陈可辛：其实我很矛盾，我站在监制的角度、工业的角度，觉得公司中心制是对的，但作为导演，我根本受不了。如果受得了的话，我就留在美国了，这真是一个矛盾。
内地导演正在兴起谁是中国电影的掌权派？
香港导演逐渐势弱，内地导演正在兴起
陈弋弋：你是否觉得，从大片时代到现在的中等成本能够赚钱，实际上是电影市场更健康的一种表现？
陈可辛：绝对是！十年前观众没有进电影院的习惯，只能用大片把观众拉回到影院，培养他们进电影院的习惯，到后来这个习惯养成后，他们开始看大片以外的类型，而不是满足于待在家里看盗版和下载。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当观众的习惯建立起来之后，其实有无限的可能，导演才有更多的片种可以拍。
陈弋弋：在说到这批内地的年轻导演起来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还想聊一个事儿。差不多十年前，CEPA开始的时候，香港导演他们其实来到内地拍电影，但其实他们还是在拍香港电影。可是十年后，那些拍香港电影的实际上都很难生存了，大家都得拍真正的内地片才能在这个行业混下去，包括杜琪峰的《毒战》，他也要拍出内地那种工业区的糙。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一种电影的权力更替，香港导演的势力其实是减弱，内地年轻导演在接棒。你怎么看这种变化呢？
陈可辛：我是第一个做这种事情的人，第一部合拍片《如果爱》我就知道必须和内地接上，因为我觉得这是当然的规则，本来就应该是这样！不是地方主义的问题，而是去到哪里都应该融入那个地方的文化才有话语权。
陈弋弋：包括现在连演员都是这样。几年前我们看到的合拍片，男主角还只是香港演员，但这几年，也都换成内地演员了。这说明内地男演员开始扛票房了。整个趋势绝对是香港电影越来越边缘化，从导演到演员，能留下来的，都是真正能融入内地文化和市场的人。
陈可辛：对！演员是被动的，以前内地演员还扛不上票房，香港导演就不能选择，不是他愿意不愿意的问题。所以现在内地演员扛得上票房了，也不是导演愿意不愿意的问题，只能用他们。所以，香港那套大明星的制度，也在瓦解。
陈弋弋：不破不立，但立出来的新规则会是什么呢？
陈可辛：需要看。但是至少破是好事，越来越好。你看明星制度开始没有那么牢了，大导演制度没有那么牢了，大片的专利也没有了，很多意外发生了，这就让电影变得很自由，其实正在进入一个百花齐放的年代。
陈弋弋：所以您觉得现在其实是内地电影最健康的时候？
陈可辛：最好的时代，开始了，开始在进入了。
陈弋弋：这个好时候，对于有香港背景的导演来说，其实是更严苛的一个考验？
陈可辛：当然。走到最后中国内地就全部变成好莱坞那套，实际上现在已经开始了。
陈弋弋：从哪里看出？
陈可辛：你知道我有自己的营销团队，但电影上映前的宣传工作，我喜欢跟不同的团队多一点合作，取长补短，在自己掌握主控权的前提下。我发现这些团队在和我们开会的时候，都是用营销、市场的角度来给建议，这跟我在好莱坞经历的是一模一样的。就我这种导演都需要面对这些事，可以想象一个年轻导演，他拍完电影之后，必须得身经百战，必须得有魄力、耐力去面对这个漫长的的过程——怎么去适应市场营销里面所有的要求。这些事以前在香港是不必做的，市场很小，就算往国外卖，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人买，和现在内地的市场比起来，简直就像家庭手工业一样。
拍《中国合伙人》最自信《中国合伙人》如果成功了？
给陈可辛续上电影之约
陈弋弋：您觉得算是来到内地这么多年以后，最自信的一部电影吗？
陈可辛：是的。
陈弋弋：对票房的期待？
陈可辛：其实这个电影压力不大，一个多亿就回本了。我当然期待更多。但《中国合伙人》并不只是一部电影的问题，它成功我才能有后面的三部五部十部电影，后面我有三四部非常想拍的题材，都是内地的，都是现代题材。
陈弋弋：您自己导吗？
陈可辛：自己导，我都想自己导的，但是我可能导不完，导不完就分一些给别人导。这个戏要是成功的话，等于它帮我在电影这个事业里续约了。
陈弋弋：难道你本来打算终止合约了吗？
陈可辛：终止不是我自己要终止，是市场给不给我终止，我自己是想就能续的。你知道我拍完《武侠》，就知道大片不能再做下去了。拿到《中国合伙人》，我在北京找编剧整整一个月，都找不到合适的，真的抑郁症都快得上了。我当时是很绝望的额，我怎么续约呢？我接下来该干嘛呢？
陈弋弋：导演你是一个危机感特别重的人吗？
陈可辛：我觉得聪明的人都应该危机感重一点。
陈弋弋：所以聪明的人都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