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琪峰与奥利弗-斯通对话(晨报记者 吴磊)

　　昨日，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论坛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61届文化讲坛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电影大师奥利弗·斯通与杜琪峰共论“电影的现实影响”。影评人周黎明[微博]担任嘉宾主持。

　　从各自作品及艺术体验出发，两位电影大师纵论现实世界与电影艺术的相互作用、影响。他们认为，电影是一个时代的表达，而他们对电影题材的选择来源于现实，表达却应高于现实。

　　题材选择

　　源自现实，不断革新

　　奥利弗·斯通、杜琪峰都是通过作品贴近当下社会现实的艺术家。关于电影的题材选择，两人都强调“从现实中来”。

　　奥利弗·斯通称，电影对于他来说是不断革新的，与现实息息相关，“《亚历山大》是家庭的战争，父母双方都是斗来斗去，太强势了。《天生杀人狂》讲两个年轻人想逃脱常规，他们是反社会的。每一部电影的主题都不一样。我正在拍的影片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惊喜，说的可能是一个中西方之间的爱情故事。”

　　杜琪峰则直言拍电影有两个动机，“有一种可能是为了公司的生存，有很多喜剧片诞生，就是因为我要赚钱。但是，我会利用拍摄商业电影的过程，发掘真正想拍的题材，我一直在等着这样的机会。比如，拍完《文雀》或者拍完《夺命金》这样的电影之后，我又要再等了。至于拍什么类型的电影，这个想法很多时候来自于社会，有一些事会让我有感觉。”

　　聚焦金融

　　承担责任，剖析人性

　　对金融题材的涉足是两位导演的共同点。其中，奥利弗·斯通聚焦银行家的《华尔街1》、《华尔街2》正在上海电影节展映，而杜琪峰描写股民在股市沉浮的《夺命金》口碑甚高。

　　奥利弗·斯通介绍，他的父亲就是一个在华尔街工作的股票经纪人，他一开始从事电影业时就想拍摄这个现实题材，但他并不想局限于金融界之争，而是以艺术家的责任感，更多地把《华尔街》拍成探索道德和人性的影片，“很多东西都是相对的，不是非黑即白。有的时候，小人物和大人物一样疯狂追求金钱，一样会有贪婪。我觉得作为制作电影的人，当然要对社会承担责任，因为我们是要面对所有的群众，但电影很难把责任作为一种教学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电影中，我不能说‘我的电影是要给某一个群体的人的’，我只能说‘我希望展示什么’。我希望尽量留一些空白给观众，让他们去描绘和感受。”

　　杜琪峰介绍自己拍《夺命金》的时候，电影原本不是关于“金融”题材的，而是讲香港当时的环境，但是拍着拍着就发生了“金融海啸”，他突然间想到题材要变，在聚焦股市变幻的同时解剖人性的贪婪面，“大家都很着急着买房子，但同时大家又觉得很恐慌、很害怕。华尔街金融海啸的背景带动着香港当时所处的环境。而我想的就是，人是贪婪的。当我拍到最后的时候，我不想说得太清楚，说大家拿到了第一颗糖时罪恶就开始了。我想表达的是：控制这些事情的发生，只有我们从道德上去约束自己，而道德约束并非那么容易，教育非常重要，整个社会的氛围也非常重要。”

　　暴力美学

　　美化战争，非常荒谬

　　一个是著名的“反战”题材大师，一个是暴力美学大师，奥利弗·斯通和杜琪峰的电影里对暴力都有一定的展现和思考。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暴力事件的发生，“电影中的暴力与现实中的暴力”的关系成为社会关注话题。对此，奥利弗。斯通认为，电影很多时候是生活的夸张，“比如，现实中没有什么很漂亮的枪战，都是非常可怕丑陋的。拍的时候，无论是枪战或者拳击等，我希望它能够对观众带来心理上的影响，让观众认识到它的恶心和丑陋。《生于七月四日》里，你可以看到一颗子弹穿过他的肩膀，打中了脊柱，然后他倒下，一辈子就只能在轮椅上生活。很多人会评论：‘你自己热爱暴力，所以才拍这些电影。’其实并非如此。”奥利弗·斯通还毫不留情地批判一些美国电影过度美化战争，给社会带来不良影响，“很多暴力电影一直推广这样的信念：去死是可以，侵略其它的国家是正确的、正当的。大家不要忘记2001年拍的《珍珠港》，电影都一开始为二战大唱赞歌，这是非常荒谬的。”奥利弗·斯通称，所有的电影都是讲述、描述一样东西，当叙述变成美化或者是太血腥、太暴力的话，那就变成太政治性了，“所以，拍战争题材的电影，你要以尊敬人的态度去拍，把真正的含义讲出来。”

　　杜琪峰的不少黑帮电影，有暴力、有枪战，但风格美化。杜琪峰称，他的取向是有想象空间地展现暴力，给观众思考，“在选择怎么样拍暴力的时候，我不喜欢太让人难受的场面或者是设计。动作应该是很有动感的，像舞蹈一样，并且它有自己的色彩在里面。哪怕是血都爆出来了，我希望展示的不是一种痛苦，而是一种色彩，不应该让大家看到不想看到的画面。如果真的是要砍一个头然后滚在地上，我想大家都不记得这部戏到底讲什么，你只记得这个镜头了。如果电影中过分使用、渲染暴力，观众会忘掉导演本身想要表现的东西，应该让观众有更多的想象空间。”晨报记者 彭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