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上科厂老导演殷虹带领的摄制组1960年代拍摄科教片《泥石流》时的留影。

上科厂开创初期的室内搭景拍摄。

　　项先尧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影家协会会员，上海电视台编辑、记者。1975年开始，参与科教片《天体的来龙去脉》、电视专题片《银幕上的教授》、《走出精神障碍的困惑》、《警惕加拿大一枝黄花的危害》等的拍摄，作品多次在国内外获奖。

上科厂1979年拍摄的《敦煌艺术》。

　　东方早报：中国科普电影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模式，称作科教片，其他国家有这样的电影吗，当时是怎么划分的？

　　项先尧：是的，中国科教片的理论是照搬苏联的，当时成立上科厂的时候，所有科教片的教材，都是从苏联那里翻译过来的。当时在苏联有一位很有名气的科普作家伊林，他写了很多科普作品，最出名的就是苏联的《十万个为什么》、《五年计划的故事》、《改造行星》等作品，他把苏联“五年计划”中要搞的科技项目写得很生动，对新中国第一代科教电影影响很大。

　　东方早报：《不平静的夜晚》讲述的是猫头鹰如何在夜晚抓老鼠，剧组当时在摄影棚里养了很多猫头鹰，训练它们能够习惯灯光的照射。现在像BBC、国家地理频道都会有这样的做法，你对于在棚内拍摄有什么样的看法？

　　项先尧：纪录片其实可以这样拍。你说的这种训练是我们当时用得很熟练的方法，现在国外的这类影片拍摄有80%还是沿用这套方法。像《鸟的迁徙》中，大部分鸟都是驯养过的，像上科厂以前拍的《鹭》，也是从孵蛋开始，等小鸟出来的时候，它第一眼看到的是导演，认为导演就是它的爸爸，于是就跟着他，拍外景就站在导演肩膀上。以前我们拍片子很不容易，机器设备不先进，有时候想要一个好镜头只能靠死等、靠耐心。现在摄影机逐渐改进，延时摄影、8秒预录甚至高速预录让捕捉画面显得轻而易举。

　　为什么说上科厂打散了很可惜，因为现在想要成立这样一支队伍非常不容易，拍科普电影必须要长时间在这样的熏陶下积累经验，才有可能拍出好的东西。经验可以解决新片子中70%的东西，因为动物和动物之间是有相似性的，剩下的30%就是难点，有经验的人只需要解决那30%的难点。

　　科教片的观众流失了

　　东方早报：现在上科厂的牌子还在，但是却拍不出有影响力的片子，有哪些其他原因？

　　项先尧：首先是三支队伍没有了。管理者、创作人员、技术队伍都被打散了，牌子虽然还在，但是魂儿不在了。

　　其次，到1980年代后期，中影公司发行效益也不好，国家开始砍掉院团单位，包括非重点科研机构也砍掉很多，我们也是一样，不是一下子砍掉，就是从给你100多本胶片预算慢慢到一本不给。以前的上科厂什么职能部门都有，就是唯独没有销售部门，当时都是国家拨款、国家收购，一直是这样运转，当有一天断掉之后，就算你拍了很好的科教片，你也不知道该卖给谁。

　　还有，农村本来是科教片的需求地，从前农村需要农业耕作、防治病虫害方面的科教电影，当时做成16毫米的电影，在农村村头、路口露天放映，但是到了80年代后期，农村里青壮劳力都外出打工去了，留下来的都是老人和孩子，他们更多的是把田都租出去了，有些承包田地的种田大户，他可以直接去聘用专家，再加上电视的普及，科教片就此流失了观众。

　　东方早报：现在了解科学的渠道多了，但是信息来源庞杂，如果能有一部深刻专注的研究类片子，又能把道理浅显地告诉大众，这是不是好的科教片高明之处？

　　项先尧：你说到点子上了。老百姓现在关心很多问题，PM2.5、转基因食品……很多人看报，其实也看不懂。比如禽流感一发生，新闻会及时报道，有些深度的节目也找专家采访，《科技2013》、《科技密码》这些节目都会做，但是几乎没有一个栏目能够做到非常全面和深刻。我们原来搞科普的这些人，有这样的话：专家是高压电，老百姓是民用电，我们是变压器。科教片研究的就是怎么能把高压电顺畅地转换为民用电，把专家高深的理论通过形象生动的话讲给老百姓听，让老百姓也能够明白。

　　东方早报：央视10频道一直在坚持做科学类的栏目，为什么上海没有坚持下去？

　　项先尧：北京科教电影制片厂建制还在，这批人也还在，只不过多了一批给中央电视台打工的人。上海没有坚持下的原因有两点，一是老的这批人散了，其次，电视台的机制也存在问题，现在电视台只看收视率，这些科普类栏目做出来收视率就是很惨，这其实和拍片子的人有很大关系。我拍《蓝藻暴发——大自然的警示》只拍了一个星期，所有花销总共一万多块钱，收视率也还不错，这里其实有一个经验问题和手法问题，很多人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拍科普片。

　　我现在用的手法其实都是当时老科影人的手法。上科厂搞片子，是先有画面，再有解说词。镜头是最重要的，在没有解说词的情况下，看片人依然能够把这个片子看明白。上科厂拍片子要看外景，要写本子，要写分镜头，比如说20分钟的片子，长镜头用得多的话180个镜头，短镜头用得多的话200多个镜头，每一个镜头用什么设备、在哪里拍都要写得清清楚楚，这是老科影厂正规的做法。

　　东方早报：因为上科厂曾经的辉煌，所以很多人都会谈到科教电影的复兴，你怎么看？

　　项先尧：我一直在呼吁，希望有一个频道能够开出这样一个栏目。科教电影是国家的智力投资，是一件长远而最有意义的事情！

　　“土法炼钢”

　　解决摄影难题

　　为通俗易懂、形象直观地表现科学内容，上科厂老一代的摄影技术人员在缺资金、缺设备的情况下，使出浑身解数解决难题。拍摄《根治水稻害虫——三化螟》(1953年)时，为了在银幕上清楚地表现三化螟咬食稻苗芯的镜头，摄影师在摄影物镜前加置放大镜进行拍摄，这使该片成为我国首部运用放大摄影的科教片。

　　《没有“外祖父”的癞蛤蟆》(1961)介绍了中国科学工作者用癞蛤蟆进行人工单性生殖实验的过程。影片首次运用显微与延时逐格摄影技术，将摄像机接驳在显微镜下，拍摄了癞蛤蟆由一个卵细胞分裂发育成长为一只小蛤蟆的单性繁殖的全过程。“要看清细胞分裂必须用显微镜，但要用摄像机记录该怎么拍？”导演杜生华说，“限于物质条件，从国外引进器材很不现实。”于是，杜生华和他的同事们将现有镜头倒置，接在显微镜镜头上。这一用土法炮制的显微摄像机，拍出了当时世界一流的清晰画面，该片也因此在1962年获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科教片奖。

　　泥石流、雪崩、台风……为了拍出好的镜头，拍摄者随时都可能陷于危险之中。1965年，殷虹拍摄了《泥石流》，他回忆说：“我们跟了考察队4个月。拍泥石流一定要靠近，当时没有特技，我们就弄根绳子拴在身上去拍摄。”

　　在30位老人、约74小时的采访视频中，老人们慷慨激昂地述说着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上科厂过去的辉煌，提到了现在的科教片，老人们无一不扼腕叹息，甚至激动落泪。他们虽已老迈，但仍希望后继有人，能够将这份辛苦打拼下来的事业传承下去。

　　导演殷虹在他人生中最后一次采访中说道，“我现在86岁了，没有几年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我很想和你们交流我的想法。大自然的变化很快，每年温度都在增高，对地球的影响是关系到人类的。这方面的知识要普及。现在有先进的设备，科学家要重视科普电影这个手段，很好地跟电影电视工作者合作，才能让人民重视到自然的影响。”

　　“中国传统科教片

　　很难市场化”

　　谈到中国传统科教片的没落，方方表示，现在科教节目拍摄者往往是低端影视人才，“在国外，都是拍摄技术最强、最厉害的人才去拍科教片，而国内恰恰相反：你没地方去？好吧，那你去拍科教片吧。”

　　而著有《科教电影史》的同济大学教授赵惠康则认为，当时科教片的成功，与当时媒介的匮乏有很大关系，“当时没有电视，只有无线电，科教电影对于老百姓，一方面娱乐，一方面能够长知识。1950年代抗美援朝，1960年代自然灾害，这些都是通过《祖国新貌》、《科技新风》的新闻片的放映传播给社会民众，可见科教电影的重要地位。”

　　而现在，赵惠康认为，中国科教片很难市场化，“BBC(英国广播公司)是有科教频道的，它是走市场化的，它专门有一个‘生命科学部’，就是做大众健康、医学方面的栏目，从1960年代成立一直到现在，很稳定。它们都有一个成熟的体系保证其运作，这个体系必须由政府和企业支持，比如《动物世界》由东芝公司支持了30年。而中国对市场化的理解就只有一个标杆——收视率。1995年之后到了2000年，基本各大小电视台科学节目都做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收视率，上海纪实频道为什么可以存活，因为上海纪实频道收视率不在考核之内。1995年，中国对市场化还没有方向，不知道何去何从，一窝蜂地市场化，上科厂彻底结束，一点办法都没有。” 他介绍，2001年有一部美国纪录片《人体奇迹》，美国国家自然科技基金出120万美元委托BBC拍摄，由美国国家地理频道将影片发行到全世界150多个国家，一直到现在都在播放，“科学不断进步，但是人的骨骼组成不会变，很多基础数据不会变，它依然有它的价值。所以，做科教电影应该具有前瞻性。一定要有高度。”

　　在赵惠康看来，上科厂的创作手法本来是世界领先的，但与《鸟的迁徙》、《海洋》等名片的差距在资金投入上，“我们通常拍一部片子就是160万元到180万元，就是一台机器，没有高速摄影机、没有变焦头，你怎么去拍呢？这样的情况下，科普电影是无法存活的。” 同时，国外的制作理念允许一部科教片拍摄几年乃至十几年的时间，而在国内的环境中，这样的方式是不被允许的。

　　对于国产科教片的缺席，赵惠康表示，自己常抽空去科技馆看科教电影，让他震动的是，很多外国人会带着孩子过来，“有的孩子很小，还坐在童车里，你觉得他那么小看得懂吗？但是外国人就是有这种意识，他们重视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而我们的孩子除了学校组织的活动，过来玩玩，很少有自己主动去了解观看的，他们更喜欢那些娱乐节目，这其实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国家对国民素质教育的重视程度。”

　　持有同样观点的方方表示，“这是一件关乎国民素质的事情，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始终要有着探求的姿态，才能够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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