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宁浩：成功是中国人现在的主题(图)
宁浩在《无人区》哈密大漠魔鬼城片场。对于 2009 年的宁浩来说，《无人区》是个他等了很久的好牌。但这把牌他却打得异常艰难。
《无人区》海报。
早年，宁浩违背家人意愿，不做生意人，要当导演。恍恍惚惚10多年，发现自己的理想似乎变了，慢慢地成了跟“金融”有关的事儿。现在，他认为自己是一个手艺人。
B=《外滩画报》 N=宁浩
善是大的自私之下的一个前提
B：其实你个人的事业链挺清晰的，《石头》之后，你用《赛车》复制类型，也实验了中型成本的市场价值。但为什么在《赛车》之后要拍《无人区》？是尝试在商业元素中加入个人表达吗？
N：拍完《赛车》后，我最想拍的其实是《汉江怪物 2》，我对特效电影很有想法，我觉得应该往那个方向努力。但是《汉江》牵扯到国际合作、资方、版权，各方利益谈不拢，一个电影会受制于很多事儿，当时也担心《汉江》在政策上到底成不成，毕竟是个怪兽片。我们的文化市场还是相对幼稚，管理上相对严格一点也可以理解。所以我就先拍了《无人区》，因为能立刻拍。我一般手里有好几个戏筹备着，《无人区》也是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品，就拍了。
B：以前你也说过每拍一部电影都要解决一个问题。《无人区》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呢？
N：其实从《无人区》开始，我开始想宇宙是什么，人是什么。人是宇宙中能量的一种表现形式，你只是一种能量。能量本身所含的那两种属性，其实在人性当中也存在着。这是二元性。它必然地纠结在善恶的斗争当中。人本身这种智慧等级很低，比较受局限，是个非常初级的生命形态，是智慧的第一阶段。阿修罗界、佛道比人道要自由。人道并不是个高级的境界，所以人必然存在着一些不足。反正拍完《无人区》我想明白了这些，简单说就是善恶的关系是什么。
B：是拍《无人区》的过程中，还是拍完之后经历的那些事？
N：其实拍之前我就想明白了。恶实际上是你自私的体现，自私是你作为一个基本动物的本能。那善是什么？是大的自私之下的一个前提，就是说你为了你这个种群的自私，你要团结起来，团结起来就要靠善的行为，对吧？我对你好，你也对我好，那咱俩变成一Team 吧，然后咱们一起去战胜别的物种。其实善恶根本就是一种存在需求。所以当你剥离掉社会属性的时候你不需要善，善帮不了你，离开社会的时候善没有用，只有恶有用。
B：所以在《无人区》的那个环境下，出没的人都是那样一种行为方式。
N：对，没有社会的时候你只有变成一只动物才是有效的。《少年派》也说的是这个事儿，但李安的故事更童话，把“恶”变成一只大老虎，你只有像大老虎一样才能活下去。
B：其实核心一样。但如果你当初选择用一个不那么残酷的方式解读，后面是不是就不会出现问题了？就是藏得更深一些。
N：我这个如果变成大老虎估计就没事了，就动物世界了(笑)，所以李安还是牛逼啊。
B：对，他那种方式任何角度都能解读，《少年派》在美国是 PG 级吧？学龄？以后都能看。
N：对，这没办法。你看想的问题其实类似，但是美国人就是有整体的文化氛围。在美国有小说存在，有好的戏剧，它整个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很好。所以李安最后能出来这样一部作品，实际上它不是一个作品的高度，而是所有人在这个土壤里共同的高度。它们有作家专门思考，有 3D 技术可以支持你实现，但在中国，你就只能说说中国的事儿。
B：这几年一提到《无人区》的修改，你也不怎么多说。
N：《无人区》2009 年拍的，原先是想赶年底上映嘛。后来大家也都知道我遇到了审查的问题，再后来我也觉得我原先那些方向是有问题的。其实每个人的人生，不受周围环境的影响不太可能，既然影响了那就是改变了，从外因变成了内因。对你来说就是觉得这条路不能走了，有问题。
B：只是《无人区》有问题，还是整个方向都有问题？
N：都有问题。所以我就把以前写的剧本全废了，统统不要了。以前那条路走不通，所以《汉江怪物》什么的我也不想做了，都重新弄。
B：怎么会一下崩盘了？
N：就是这些事儿吧，乱七八糟这些事儿。《无人区》之后的所有问题，最后我想明白了，不干了，就是不往那个方向去了。也许有一些别的方向是可以的。你在中国是考虑能做什么，不是考虑想做什么。
我又不挣市场的钱，我是挣片酬的
B：《无人区》之后你拍了《黄金大劫案》，那时候在很多采访里你都说拍得有问题，很少有导演会在电影公映前说这个……
N：(笑)因为我对市场不负责嘛。
B：就算有些导演知道自己拍砸了，他也能硬撑着。你那时候为什么连硬撑着都不愿意了？
N：那没必要，对客观事实你要有认识嘛，你拍的时候也没太认真，你为什么非得说它是个特别认真的作品呢？它不是。
B：这恰恰是很多人的疑惑，在很多人印象中好像宁浩不认真的东西是不会出手的。
N：那不可能，你想我是一个十年拍了七套电影的人，我不太可能每一套都做得特别仔细，也不太可能每一部都做得能怎么样。姜文一辈子拍了四套，你跟他看齐要二十年干四套？ 我也不准备走那路线。我是一个职业导演，我是要拿这东西吃饭的。不是我战略上不认真，我希望能够认真地做一个东西，但很多时候往往到最后它出来的不那么如意……你战术上也可能很认真，但后来你发现在战略上很多东西不太对……
B：听着这个劲儿有点拧啊。
N：对，拍完了发现了，那个角度或者出发点可能不对。那下次就知道别往这个方向上走了。
B：所以说《黄金大劫案》算是你调整期的一个作品？
N：我其实一直都是调整期，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动态的，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不停地在干，不停地在拍。
B:但如果不停地拍戏，怎么能一直保持那种“有话要说”的状态呢？
N：你如何看待自己是很重要的。如果 OK，你是一个要个人表达的导演，欧洲好多这样的导演，一辈子就拍了俩电影，没什么想说的就不拍了。但对我来说不是，我除了个人表达之外，这个是我的饭碗，我得混口饭吃。不见得每次努力都能把它做好，但是你首先得不停地一直去做。我不是个纯作者型导演啊，我不能什么都不管了一辈子拍俩电影完事儿了对吧？
B：可我觉得《无人区》还是挺偏重表达的，你要是真想干活儿，那再拍个“疯狂系列”不是性价比最高么？
N：对，可能有一点吧。有时候这种东西你做得多了也不太好区分了。我以前是拍MV的，我干了一百多个歌，这里头有特别认真的，也有特别不对、怎么拍都找不对的，找不对也得干呐，这事儿是你的职业你不干也不行。
B：很多职业导演的密度没有你大，10 年 7 部，这在中国也算得上劳模了吧？究竟是什么在驱动你这么急迫地工作呢？是一种不安全感吗？还是说现在市场很好，它在推着你往前走？
N：不不不，和市场没关系，我又不挣市场的钱，我是挣片酬的。这其实是你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我选择拍电影的时候就选择了这是一种生活方式，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不停地干活拍片子，你知道吗，我不干你让我在家待着我难受。
“成功是中国人现在的主题”
B：很多年前咱们聊，你说你最喜欢的导演是昆汀·塔伦蒂诺。但那条路现在也走不通了吧？
N：我们不可能拿美国的价值系统来衡量一个东西，说美国的艺术片可以怎么搞。美国可以颠覆式地提出一个问题来，美国可以拍《少年派》，美国可以质疑基督教的作用，但咱们不行。你想谈谈宗教，谈谈佛教有什么作用这事儿，在我们的这个语态环境中可以谈吗？在中国的这种语境之下我们可以谈中国的事，不是说中国人没有创造力，李安也是中国人，你要说在这个氛围，和这个语态当中你能说什么？什么是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你说那些没意义没人看，也犯众怒。我们的生产力还是个低级的生产力。
B：就像你刚才说的，整体幼稚。
N：对。所以我们给出的答案也应该是幼稚一点的答案。我们的观众层面非常复杂，但我们并不把观众分层对待。在国外，那些暴力电影和很复杂的东西不给理解力低的小孩看，但是我们是统一的，而且我们有相当多的城乡差别和各种各样的差别。比如说你弄个解构主义，他连建构都还没有呢怎么解构去？
B：但宁浩，恰恰是在这片土地上你获得了成功啊，你是全中国第四个票房过亿的导演。
N：所以成功可以谈嘛，今天我们谈到的所有事情，不也就成功二字么。成功是中国人现在的主题。
B:所以你也奉行此道？但你对它认可吗？
N:我其实是个很入世的人，我也是中国人，我也在这个大的洪流当中。不管我认可不认可，我都受这种价值观影响。我也是被裹挟到这种变革当中的，而作为艺术家，或者从事艺术的人，你也只能说体验和感受这个时代的土壤。你不可能去感受美国人的东西。但也不能说我完全“顺流”。其实我是拍《香火》和《绿草地》出身的，我最开始是个文艺片导演，所以《疯狂的石头》和《疯狂的赛车》对我来说反而是个意外，是偶尔为之的事情。我就是想试试，哦，那样的东西我也能干，然后干完该干吗干吗去了。
B：接着去拍《香火》这样的电影吗？
N：还是拍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吧。人总得问问自己：你为什么要拍电影啊？当初我选择拍电影的时候和我家人有很大的分歧，我家人希望我去经商，但是我不想去，我觉得我不是冲着钱财去干事，我得干点有价值的事。所以既然我是奔那个事情去的，为什么我到最后又回到要为钱了呢？
B：所以你会时刻提醒自己拍片的初衷？
N：挣钱这事儿吧，挺重要。说到那个初衷，我觉得它一直还在。但是今天我越来越糊涂了。越来越觉得，啊，现在你选择的这些事情怎么和当年选择经商差不多啊。
B：好像是当初选择了理想，但是坚持的过程中发现……
N：对，发现理想变了。理想变成一个金融的事儿了。
B：咱还是说说《香火》吧，这几年你老提《香火》，它对你来说是不是已经有一种精神坐标的意思了？
N：我也没有想回到那个状态，我只是觉得《香火》做得还不错，而且好像后面的作品都不是特别有“创作感”了。
B：后面或多或少都像命题作文？
N：对。你要考虑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问题。其实我的态度一直是这样，你有话说的时候就说，没话说的时候你也得干这行。它就是个营生。你得把这个活儿干好，我就是个艺人(笑)，卖手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