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白灵合影时，其他评委有意无意地扭开脸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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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熊奖得主《卡耶里沙的卡门》拍了一出电影版的歌剧
在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办公室遇见英国影评人托尼-雷恩，他刚看完一场电影回来。“片子怎么样？”我问。“不知道，我刚刚睡觉来着。”他一点都不害臊地笑起来。确实，有心看电影的人一天要赶上四五场，当中睡个一两觉本也很正常，而相比往年，本届电影节恐怕更加令人困倦。
有史以来最色情的评委
奥斯卡提前颁奖，可能是好莱坞电影缺席竞赛单元的重要原因。美国大公司和大明星们都在忙着为自己的影片造声势拉选票，顾不上寒冷柏林的红地毯了。今年的竞赛影片非常明显地集中在欧洲，而“性”是欧洲电影一向不惮于表现的题材，闭幕电影《金赛性学报告》就是显眼的“体现”。
但是“性”的风头显然被担任竞赛片评委的美籍华人演员白灵抢了去：她衣着暴露地出现在开幕式红地毯，令无数媒体和观众惊问：这个女人是谁？开幕式后，主会场楼下ADAGIO饭店的酒会齐聚电影节贵宾与评委。酒精催化下，有人起哄要白灵跳个Table Dance(吧台舞蹈)，但是没有桌子。她不令大家扫兴，在一把椅子上跳起来。《国际银幕》杂志出版的电影节场刊里反复出现白灵的照片：她的服装和做派都与其他评委格格不入，合影中评委们有意无意扭开脸去，仿佛是说：“她这样跟我们可没关系！”只有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常常配合，两人或在红地毯上亲密拥抱，或是撅起嘴来做欲亲吻状。柏林的八卦报章说：“她是电影节有史以来最色情的评委。”大家又开始交头接耳：“选她做评委，是谁的主意？”
我还真去问了电影节“三领袖”之一，“国际新电影论坛”单元主席克里斯多弗。“你知道，我还是情愿不回答这个问题的好。”他无辜地说。
前两年的“电影节口号”在今年的柏林缺席，电影节主席迪特-科斯里克在开幕式上只是说：“足球、性和政治，在今年的影片中都有突出的体现。”为配合宣传2006年将在德国举行的世界杯足球赛，德国足球联合会与德国外交部共同出资，由柏林电影节的“天才校园”组织征集以足球为主题的电影短片，贝肯鲍尔与足联高层都出席了新闻发布会。电影节收到了来自75个国家的611部作品，并从中选出45部，组成一部名为《射门！摄影！》的影片，预计在世界杯期间放映。竞赛片中的《欧洲一日》、《车票》等数部作品亦都涉及足球元素。
走到第55届的柏林电影节头一次制作了自己的纪念品：一只印有“柏林电影节”字样的红色瓷杯子，喝完咖啡，就能看到白色杯底上的柏林熊标志———很难想象这个著名电影节从未制作过这样的礼品。“靠卖杯子当然撑不起这个电影节。”开幕式上德国著名的喜剧电视主持人说。1500万美元的电影节预算里，60%是由联邦政府支付，其余来自赞助商和电影节收入。官方数据称，今年的观众人次达到40万，其中买票入场的占18万。
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的工作已经进行到第四年，他所设想的电影节功能架构，或者说他的“政绩”正在逐渐显现：他上任后立即成立的“德国电影”单元已快速成为观众最喜欢的单元之一，德国国产电影在2004年本土电影市场收入中占到22%，与电影节对德国电影的坚定支持不无关系。第三个年头的“天才校园”正愈加有机地与其他单元结合起来：今年的论坛单元开幕电影《失与得》由6名东欧年轻导演合作完成，其中5名都是前两届“天才校园”的成员；而影片的投资是在“合作制片市场”促成。同样，竞赛片中俄罗斯导演安德烈-索库罗夫的《太阳》也是在去年的“合作制片市场”寻找到联合投资方。在到场明星与影片难尽理想的情况下，柏林电影节在努力扩大“欧洲电影市场”单元的影响。今年有120国的1700余名行业人士参加电影市场，规模较去年增长了30%。
为电影节贴张标签
“政治”一向是柏林电影节对自己的标榜，与去年的戛纳电影节相比，今年柏林显得极其严肃，甚至付出了观赏性的代价。从电影节场刊上每年例行的影评人打分表看，四星三星寥寥、两星一星占去大半。这真是少见的情形，但又让人深有同感。
开幕影片《从人到人》，是电影节4年来头一部“纯种”欧洲电影。故事说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人类学家到非洲丛林捉回一对矮人族夫妇，试图证明他们就是从猿到人进化过程中“缺失的环节”。很容易猜到，种种波折之后最终是良知战胜了功利，但势必要以生命的代价震撼观众，批判历史上西方人自诩的“文明”。电影拍得如此“古典”，以至有记者在发布会上问导演：“您是怎样想到把原著改编成电影的？”傻乎乎的问题获得了意外的喜剧效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原著，生来就是电影剧本。“我只能这么理解您的问题———您觉得它非常文学化……”导演有点尴尬。
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角提名的影片《卢旺达酒店》(不参与柏林电影节评奖)和《四月某时》，两部同样关于卢旺达种族屠杀的影片一起出现在竞赛单元，更显出“政治”的浓重，却获得了不同的反响。前者被称作“非洲版《辛德勒名单》”，固然有好莱坞电影的精良制作与可看性，却也有让人一早知道结局的公式化问题，好评寥寥；后者描述一对图图族(屠杀者种族)兄弟在10年后必须重新面对往事，更加真实地处理个人勇气而不是做英雄气概状，被大多评论叫好。
还有一些题材增加了影片与大众之间的隔阂。像法国竞赛片《最后的密特朗》的虚构故事，讲述年轻记者帮助法国前总统密特朗撰写回忆录，伴随他度过生命中的最后时光。事关1942-1943年前后密特朗政治立场突变的历史谜团，对法国人来说理所当然的政治历史背景，却是大多外人理解电影的障碍。但影片中密特朗自己到最后也没有解开谜团，于是即便对法国观众而言，这部电影也简直什么也没讲。
尽管5部导演处女作入选竞赛，创造了历史新高，电影语言的保守和陈旧，在竞赛片中却几乎走到了极端。譬如《精神病院》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初，医生的妻子爱上了精神病院一个雕塑家患者。疯狂而不可遏止的爱情最终导致儿子死亡、家庭毁灭，又是一部酷似改编自欧洲古典文学作品的电影。前年以《黄昏清兵卫》入围柏林竞赛的日本老导演山田洋次，今年再度以《隐剑鬼之爪》参赛，无论故事、影像、价值观都没变，甚至连男主角都是同一个，这只能令人感叹：在今日，这样的固守还真属不易。
德国竞赛片《苏菲-索尔：最后的日子》获得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两只银熊，虽然为德国电影长了志气，却并不一定讨评论界的好。这实在是一部十足“主旋律”的电影：二战尾声，德国学生反战组织“白玫瑰”成员苏菲-索尔和她的哥哥在大学散发“反动”传单被捕，短短几天便经过审讯和荒谬的判决，迅速处死。影片中所有的纳粹都面目可憎、咆哮不止，而苏菲的目光则总如圣女般超然坚毅，大提琴的低回旋律总是适时地提醒你：该掉泪了。“够丢人的，这种俗套根本配不上苏菲-索尔在现实中的作为。”艺术杂志《前柏林人》的影评作者莫里斯-冯-里兹非常尖锐地批评道，“非常有价值的题材就被如此拙劣地处理，好像因为有极度神圣的主题，就可以原谅它的简单化。批评它，你就会被贴上‘没人性的法西斯’的标签。”
被乏味影片折磨的媒体也为今年的柏林电影节贴上了标签：政治正确的电影节。
中国电影丰收年
相对好看的竞赛片，扳着指头就能数出来：讲述两枚巴勒斯坦“人体炸弹”人生最后28小时的《天堂此时》，诙谐机巧的《欧洲一日》，埃曼诺-欧米、阿巴斯-基阿鲁斯达米和肯-洛奇合导的《车票》(这种大师集合、段落式的电影是非常有效的艺术电影市场投机)，蔡明亮的《天边一朵云》和顾长卫的《孔雀》。
要是你恰好去了《孔雀》新闻发布会前的贵宾休息室，从科斯里克的热情洋溢里就能看出来，一定有个奖等着它。反过来，南非影片《卡耶里沙的卡门》获得金熊，多少有些意外。它就是把歌剧《卡门》
的故事照搬到今日南非的卡耶里沙，把主角改成小警察和卷烟厂女工，没有对白而全是更新了歌词的歌剧唱段。最见难度的，就是把演员的口形神态与歌剧音轨配合得天衣无缝。评委之一、曾主演《罗拉快跑》的弗兰卡-波滕特说：“它把电影和歌剧这两种几乎不可能的东西结合在一起，达到电影的另一个高度，对于首次执导的导演，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除了《孔雀》以评委大奖获得一只银熊，中国电影在“国际新电影论坛”单元亦是收获颇丰。李一凡、鄢雨在奉节拍摄、以三峡库区移民为题材的DV纪录片《淹没》获得单元大奖“沃夫冈像奖”；本届电影节上最年轻导演、23岁的刘伽茵的DV影片《牛皮》(见本报12月9日报道)被德国媒体评价为“在柏林的中国影片中最不显眼，也最自信的电影”，获得论坛单元“国际影评人协会(费比西)奖”和“卡利加里奖”(已有20年历史的“卡利加里”奖励电影形态与故事都有创新的作者，第一个获奖者是法国导演克劳德-朗兹曼)；陆川的《可可西里》也得到世界电影俱乐部协会“堂吉诃德奖”的特别鼓励；宁浩的《绿草地》(见本报12月9日报道)虽未获奖项，却被德国最大电影发行商“巴伐利亚电影公司”购买了国际发行权。“我们想证明，一般人认为没有观众的电影，其实都有自己的观众。”论坛主席克里斯多弗说，“在中国、日本、加拿大、阿根廷的选片，常常带来惊喜。”□本报特派记者 李宏宇 发自德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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