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每天早上8时，威海路上海广电大厦大堂里的上海国际电影节临时拷贝存放处便开始忙碌，上海各影院的工作人员进门拿走各自的电影拷贝，电影节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晚上12时，各影院散场后，所有拷贝都被送回这里，上海国际电影节的一天才算结束——对大部分观众来说，这是他们在声色缤纷的电影节里看不到的。本报记者采访了电影节组委会的众多工作人员，为读者揭秘电影节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密钥  一旦变化难对付

　　密钥，好比一部数字电影的钥匙，可以控制这部影片在哪个影厅放映，放映多久，甚至使用哪台放映机放映。片方根据电影院的数字放映设备序列号和放映时间制作出密钥，传输给上海电影节方面，只有当密钥与正确的时间和放映机匹配，电影才能正常放映。

　　对于上影节的工作人员来说，密钥是他们心里永远的痛。2011年，上影节数字拷贝的影片不过40部，去年增加到100多部，今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60部。激增的数字拷贝令密钥工作日趋繁重，繁琐的工作过程要在短时间内完成，令电影节技术处和排片处的工作人员超负荷运转。“电影节期间，技术部的工作人员数量在60个左右，一部分人两班倒，关键人物至今已48小时没合眼了，接下来还有48小时等着他们，这样的工作量要一直持续到电影节结束。”上影节技术总监徐先生告诉记者，由于数字拷贝的密钥很容易出问题，他们必须随时和片方保持沟通，并开通24小时热线对影院进行技术支持。”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王佳彦[微博]就负责上影节的排片工作，密钥问题同样让他大伤脑筋。“今年的外围展映单元已经换掉4场片子了，印度两部，澳大利亚一部，美国一部。”老王说，“最危险的就是电影节头两天，有的影片拷贝送来得晚，万一密钥不匹配还得去换。一些欧洲的小公司一下班就找不到人，明天要放的片子今天密钥还没拿到，票子却都卖出去了，真是急死人。”密钥出现问题的原因还在于时差，曾经有片方把时间设置成美国时间或格林威治时间，那么按中国北京时间，该片就不能播放。

　　在电影节筹备和举行的一个多月里，老王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每天步步惊心，300多场数字影片在33个厅间周转，不讲辛苦，只看结果。老王承认，自己很怀念胶片时代，那时候只要拿到拷贝，就很少有无法放映的情况，“不像现在，三天两头赶上一回。”

　　排片  绝对是个技术活

　　想象一下，你面前有800个乒乓球，800个坑，每个球都有自己的颜色、编号、大小，你要按规律把它们一个个放进坑里——这绝对是门技术活儿！

　　这些球儿，如今捏在上影节排片负责人王佳彦的手里。今年上影节有300多部展映电影，800多场次，老王的办公室墙上贴满了影院座位表，电脑里满满当当都是影片介绍和EXCEL表格，各种颜色的文字架构成一道复杂的逻辑数学题。“对我来说，排片是一门艺术，费脑子。”老王说，排片前首先得看片，300多部片子，一边看一边做笔记：哪些是金爵奖入围影片，哪些要做大片首映式，哪些(如德国影展片)必须在指定时间放映；过长的片子不能放在晚上6时半的黄金场次，否则会影响下一场的放映；有暴力、血腥镜头影片的不能安排在白天，避免不了解内容的家长带小朋友去看；有卖点的影片可以放在大光明、上海影城一厅；较为文艺的影片在永华、UME等白领聚居地会卖得比较好。

　　老王坦言，自己每年都从5月中旬就开始着手安排电影场次。“对我来说，满足观众是放在第一位的。有观众问我，为什么排片表总是那么晚出来，还总是变来变去。”老王说，一张排片表，3天就能轻松搞定，“但肯定不准确。有些片子说好要来，临时变卦；有些片子原本答应放映5场，片方突然表示加场要钱。我总是从半个月前就把片子排好，却要等到开幕前几天才把排片表放出去。我要对观众负责，一份均衡调配各国影片的排片表，才是一张完美答卷。”

　　字幕  想译准确不容易

　　对于大多数中国观众来说，看外语片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字幕。

　　负责电影节翻译工作的鞠里告诉记者，今年电影节字幕翻译人员约为60人，可以说是去年的两倍，但工作量依然庞大。工作人员实行两班倒，从早上7时至晚上9时，随时待命。5月3日至今，他们已经校对、翻译了300多部影片，每人都要翻译至少5部电影。“我们一般一部影片翻译2到3天，还需要校对4至5遍。有时候拿到的DVD拷贝和最终的样片有出入，片方做的修改和剪辑并不会及时告诉我们，这就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和工作量。”鞠里回忆说，去年有一部影片《阿里郎》，最初送来选片的DVD是100分钟片长版本，最后送到上海的影片拷贝是107分钟片长，翻译人员不得不在晚上12时影院空出场地后加班，赶着把7分钟的字幕加进去。

　　字幕问题有时还会出现在影片放映过程中，有的是字幕和情节对不上，有的是字幕翻译不准确。有的影院放映厅因为字幕机临时故障，工作人员情急之下只能对着话筒现场口头翻译。“很多外国影片送来的是国际版本，只有内嵌的英文字幕。在上影节举办的最初几年，不少影片都是口头翻译的。”一位影院经理回忆说，“之后我们就用了字幕机，每家影院的字幕机只有在电影节期间才拿出来用。有时拿出来一看，已经坏了，有时候字幕机一年不用，工作人员都不会用了。”

　　本报记者  张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