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当上了记者,却是二婚的感觉
颁发记者证,名片上“伊夫”旁边不再是“自由撰稿人”而是“记者”二字。朋友把我那几经颠簸的档案转给了《北京工人报》。再次回到体制内,我突然有种“二婚”的感觉。
我被分配在记者部,并意外地委派成副主任。我没兴趣担任一官半职,因为我怕被迫去充当谁的表率作用。领导笑了:“我了解你的性格,其实封你‘主任’,目的不是让你去领导谁而是怕你当反对派,防止你煽动大家跟领导对着干。”
还好,无论是正主任还是普通记者,我们都相安无事,愉快、友好平等地共处。我无暇凑热闹去聊天,来到报社除了开每周例会、处理信件、稿件和商讨选题外,几乎没时间坐在哪位记者的桌旁闲谈。
这时,我已经使用电脑打字和传真机发送了。如果写完稿件,根本不用再跑到报社交稿,只消轻轻一按传真机绿色的按钮。这样我来报社的概率就更低了。“中干会”我能躲则躲,我害怕它侵占我宝贵的时间。如此深居简出,自然惹得个别记者心里不是滋味。
总有好事者会悄悄附在我的耳边,神秘地告诉我:“伊夫,你可别说我说的,××背后说你……”我一笑将脸移开:“不听,有本事他当面说,我会立即质问他!背后说是他的自由,我无权阻止。你若打抱不平,当面为我解释或反驳,若不肯,也谢谢你别好心告诉我。”
我的这一脾气,至今在《北京工人报》的许多记者口中还是称赞叫绝。不听背后谗言,杜绝了不必要的烦恼,减少了对他人的敌意。更根本的是,我知道自己的为人和实力,是无法被个别人的谗言所能击垮和抹黑的。每月的发稿任务,我当之无愧列居第一。
1993年下半年,我频频外出参加各个报刊组织的笔会。
一次外出刚刚回来,《人民日报》记者尹智博就约我去广东阳江采访。电影节出了新闻,影视记者没有勇气披露。他希望我能前往。
在广州,《南方周末》编辑陈微尘立即与我商讨文章具体事宜。她为我预留版面,并让我落笔时尽可能大胆些。因为以前影视圈是鲜见批评文章的,偶然有些不同“口径”,也只是用“某演员”或“某电影节”等等含糊不清的代词。陈微尘坚定地认为:我们应该开创一个批评的先河,让习惯于听赞歌的影视圈渐渐接受些逆耳的良言。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在我的报道中,第一次那么集中地爆发出那么多火药味。(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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