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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板北京电视台
我回家就写了致北京电视台台长刘迪一的公开信，抖出我了解到的事情真相。
随后我又写了署名的举报信，准备在必要的时候，向海淀区纪委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监察部门举报。
3月15日，北京电视台和北京久久广告公司在东城区人民法院正式起诉我和《北京工人报》、《工人日报》三方，称我们的文章“用虚构的和道听途说的事实、侮辱性的言辞对原告人的名誉进行诋毁中伤”、“歪曲和捏造”、“通篇谎言”。为此，向我索赔100万元。
《北京晚报》、北京文艺台等京城媒体立即进行报道。与此同时，署名“云中君”的作者也在全国各地晚报系统发一份关于我成为被告的新闻通稿。
《广告人》把批评者拉上法庭伊夫称：不怕打官司
一直为人议论纷纷的30集电视系列剧《广告人》，日前把它的最大胆的批评者拉上法庭。3月15日，著名律师巩沙接受了北京电视台与久久广告公司的委托，向率先发表“《广告人》行骗到几时”一文的《北京工人报》提起民事诉讼——《北京工人报》及文章作者、该报记者伊夫“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100万元”。
《广告人》尚未完成，因片中插入厂家广告过多，早已遭到舆论的非议。伊夫在2月25日的《北京工人报》上言辞颇为激烈地批评该剧的筹款行为是“一场规模空前的行骗活动”，同时，披露了不少该剧拍摄的内幕。文章见报后影响甚大，刊载转发的报刊很多。
得知对方已决意诉讼的伊夫称：自己的文章均有事实依据，没有虚构的地方，所以不怕打官司。《北京工人报》是1992年创刊的新报，伊夫在进入该报前是一位颇为活跃、高产的自由撰稿人，主要采写影视圈新闻及人物。他以敢写敢说著称于同业。
就在前不久，伊夫刚刚遇到过一次麻烦，他在《南方周末》等报发表的“海陵岛明星碑”文章曾受到来自有关方面的压力，《中国青年报》在突出位置以“唬了回记者”为题予以披露。总算没有什么具体后果，而这次可能不会那么简单了。据伊夫讲，由于公众舆论反应不利，《广告人》的发行以至无人问津，因此北京电视台与合作者将责任推到了他的身上。
消息迅速在全国传开。
初当被告，我既委屈又害怕，还有些耻辱。误以为被告是不光彩、理亏的一方，而原告则是冤枉和占理的受害者。鉴于对法律的陌生，我感到茫然、不安和一筹莫展。
亲人和朋友们比我更加不安。正在上中学的外甥，在电话里忧心忡忡地说：“舅舅，人家要索赔100万，我们怎么帮助你凑这么多的钱呀？”还是小学生的侄女，在作文里沉重地写道：“做记者是很危险的，如果看到不对的地方，也不能批评，那样人家不高兴，还要告上法庭，要你赔礼……”
我的老朋友们，如李建平、小溪、成耀科、刘鹏、刘岚、孙老师及刘忠新都电话或亲自登门问候。张慕群是在16日下班回家途中从刚买的报纸上发现的消息。她当即转到我家，焦急地坐在我对面：“找律师了吗？法院有人吗？”
随后，《工人日报》记者刘炳毅就来了。他神色悲壮地一把攥住我的手：“子堃……”我不由地热泪盈眶。我们互相紧握双手不肯松开。
电话频频。
呼机的留言大体是“要坚强！”、“我支持你！”和“多保重！”
 --《广告人》剧组里惟一敢作敢当的证人吴卫东，那时他刚刚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不久。
刘炳毅走后。吴卫东立刻打来电话：“你放心，凡是我说的我一定负责。上法庭那天，我一定为你出庭作证。”
吴卫东是一个刚从中央戏剧学院毕业不久的年轻演员，也是与《广告人》剧组不欢而散的演员之一。他提供的线索最多，也是最敢于公开作证的证人。面对即将到来的庭上指证，许多当初积极要求被采访的演职员纷纷后退，他们委婉地希望我尽可能不暴露出他们，“我们还要在这个圈里混，惹不起电视台。”其中，一个女士甚至许诺：“如果我不暴露出来，还可以继续为你提供线索呀。”我谢绝了她“为我”潜伏下来“做眼线”的好意，郑重保证道：“即使因为交不出证人而败诉，我也不会让你受累。”
律师冯康宁也“终于打进来”电话。他简短地许诺：“你的电话这么忙，我就长话短说，一、你此刻说话一定要格外谨慎，因为你的话随时可能见报，要负法律责任的。二、开始做备忘录，详细地记录有关的每一个细节。三、我可以义务为你辩护，随时听候你的召唤。”
冯康宁是两年前在井冈山高发当制片主任的那个剧组里认识的。我们当时谈得很投机，以后回到北京经常电话联系。今天，他从《北京晚报》上得知了我的麻烦，成为第一个要免费帮我的律师。
另外两个对我步入新闻界起着不同寻常作用的记者朋友魏珉和王茁，也分别问我需要什么帮助，随时向他们提出。仿佛传达室一样，电话铃声不断，他们都只是非常简短地就挂了。
王小宁，这个与我“一同成长”起来的朋友，是最后一个打进来电话的。我估计他肯定打了多次，一直无法打进来才耗到最后。“不是，我想你肯定会两个电话都占线，所以等半夜再打，这样才能好好聊聊……”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了。王小宁真了解我，也真体贴我，他知道我需要对一个朋友好好聊聊。一直坚强的心理堤坝顷倒坍塌了……
 --一台286电脑、一台简陋的传真机，不足20平米的小屋里，曾经搅起许多轩然大波。如今，成为被告，鉴于对法律的陌生，我感到茫然、不安和一筹莫展。(陈齐堃摄)
我哭了，而且是很伤心地哭了。我记事以来，极少公开落泪。父亲的生命被夺走时，必须政治上“划清界限”，我没敢落泪；第一次自杀时，黧抢去安眠药瓶，她哭了，我也没有落泪；母亲在医院咽气后，我哆嗦着为她穿上寿衣，独自骑车回家的路上我才开始哭；走出工厂，看不到光明时，我也咬牙挺过了。但现在却不成了，我脆弱的一面，忍不住要暴露在另一个人面前。
几小时后天亮了，陈微尘从广州打来电话，她没有劝我，只是说：“你不要停笔，不要被他们干扰。继续专写批评，让全国到处看到你的文章。”陈微尘的话不多，但很有分量。为了所有的人，我都不仅没停笔，相反更“加强了批评力度”。
总编老魏电话通知我来报社：“今天咱们一块儿来研究研究下一步方案。下午再开一个全体员工大会。”
我去了。报社几位领导到齐，加上文章的责任编辑，我再次重复了至少一百遍采访经过、写作立意和证据拥有状况。老魏听罢，真诚地对我和大家说：“我相信子堃的职业道德，他这就是耿直，只要咱们有根有据地采访，就不怕。”
下午，全社大会。数十名记者、编辑和后勤行政人员全部聚齐。会上，老魏庄严地宣布：“我们报社迎来了重大的考验，北京电视台已经起诉了我们，虽然他们在北京新闻界是老大，我们是刚刚创刊不久的小报纸。但是有理走遍天下，我相信陈子的人格，他不会胡写乱写的。我们一定要全力以赴打好、打赢这场官司！这也是提高咱们新报纸知名度的最好机会。希望大家近来多注意自己的工作，不要再出现什么纰漏。要集中精力对付官司。”五天后，我接到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的起诉书。要求我在一周内交答辩状。
第一次面对法律程序，感到无从下手。《法制日报》记者杜萌赶忙来到我家，他详细地看了我的采访素材和发表的文章后，肯定地对我说：“没关系，事实只要是准确的，就不怕，但你的言辞有授人以柄的地方，最后可以就这些激烈言辞道歉，肯定不会败诉。”他又告诉我：“你可以反诉他们，因为你没有虚构和道听途说，但他们对你进行了诋毁。”帮我书写完答辩状，他才离开。(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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