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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榕要砸报社
每当有记者采访我时，一般会提出这个疑问：“你批评那么多明星，他们会联合对付你吗？”我回答：我文章打击的是影视圈里的塔利班，而与我联合的恰恰是全国各地数不清的报刊以及网站。
古榕曾经想瓦解我与众多媒体的“联盟”，但他失败了。
对于古榕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在上海一个法庭上的表演。从《江苏工人报》记者张祖春的报道上看，那是一场力量对比悬殊的对擂，古榕与当时的妻子徐松子等三对影视圈的夫妇，合力向那个孤立无援的作者发难。最后，古榕等大获全胜。
或许那次胜利增强了他与试图向他说“不”字的人斗争的信心，所以他对于逆耳的话愈来愈不能容忍，动辄就想再重演一次在上海法院的辉煌。
鉴于对古榕有了艺术之外的立体认识，我从此不再看他执导的影片，尽管他每次发行前都要大张旗鼓地尽力炒作。不过，针对他别出心裁地抛出“请观众修改”的炒作新理念，我只是嗤之以鼻，并未写半个字进行嘲笑。至于他自我炫耀却惨遭冷落的杰作《红天鹅》，我也强迫自己保持沉默。
但是，得知他用“砸报社、打记者”来威胁、恐吓新闻界的时候，我不会再袖手旁观。在媒体已渐渐形成批评之风的96年，这么公然炫耀暴力的影视圈人士，实在让人难以置信。即使我对他一贯水分过多的言辞并不当真，但他必须明白：靠恐吓和威胁只能自讨没趣！
即将遭受被砸危险的《为您服务报》社长、总编得知我要来采访，非常欢迎。我让他们准备好古榕威胁电话的录音带，随后与其他记者赶到。
北京电视台法制栏目记者、主持人闫永刚等与我先听了那段翻来覆去的恐吓电话，然后分别采访社长周勃川和刊登了引起古榕恼火文章的责任编辑。我们都感觉当时的场景很好笑——全报社编辑、记者围坐在社长办公室的免提电话旁，仿佛开电话会议一样，听古榕喋喋不休的威胁。细心的记者早打开录音机，一字不漏地全部珍藏了古榕的豪迈誓言。
那是3月26日，《为您服务报》接到一个“砸了你们报社”的电话。令人感到震惊和意外的是，欲捣毁《为您服务报》的是前不久独树一帜“请观众修改”的导演古榕。
据《为您服务报》总编辑陈西林解释：《为您服务报》遭到行将被捣毁的威胁是因为他们在3月21日发表了一篇题为——《〈红天鹅〉折翅北京》的文章。该文的副标题以幽默并略带调侃的笔调写道：徐松子过足戏瘾，古榕过足嘴瘾。然后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段导语：古榕曾夸下海口，“影片会成功的，可以打赌，如果我输了，我请吃饭，全北京任你选……”然而，从北京市场来看，古榕在未结清票房亏空账单之时，又要结一笔吃饭的账单了。
文章根据北京三家影院的票房收入得出结论：三家均未完成中标的24万元。这与《阳光灿烂的日子》430万元、《红樱桃》440万元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280万元相去甚远。为了证实结论的可靠性，文章最后还加了两个影院工作人员提供的细节：第一天一家影院的首场演出只有一个观众，而另一家影院在黄金时间的那场演出也只有12名观众。
这篇报道，对一个自尊心极强的导演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本来，早些时候古榕为了《红天鹅》的推出可算是呕心沥血，原指望引起更多的观众来捧场，不料北京新闻界接二连三地对古榕的做法和作品都纷纷提出质疑和批评，特别是他正在全国各地陆续推销该片的时候，首都新闻界的态度可谓是当头一棒。
从这个角度上看待古榕扬言要砸了《为您服务报》是可以理解的。
《为您服务报》从社长周勃川、总编辑陈西林都严阵以待静候古榕的光临。据《为您服务报》从当时录下来的古榕之语，大意是“要么赔我50万元了事，要么下礼拜一我砸了你们报社和打你们三个人(社长、总编辑、该文记者)，我是打定了！”
我的文章报道出来后，古榕的反应异常强烈。由于没有抓到起诉的把柄，便改变策略，想让我这个“要靠骂他而出名的新闻界的败类”从此在新闻界销声匿迹。为了消灭我这个“制造混乱的根源”，古榕不惜花费大量时间和财物在全国进行围剿工作。
他给百余家报社发传真、打长途电话、寄信或亲自登门拜访，苦口婆心地忠告编辑们：“以后千万不要再用伊夫的稿子，他完全是胡说八道、造谣生事、制造混乱，在新闻界早已声名狼藉。”
当然，对他动辄想以武力解决问题持否定态度的另外三个记者，古榕也发出类似传单式的反击。一时间，古榕真是忙坏了。
我采访过大大小小许多导演，但古榕这样的著名导演，真是独一无二。他对批评的声音反应得如此激烈，很像有些人对青霉素的过敏反应。
在人们的耻笑中，被激怒的古榕不屈不挠，继续给各报散发他的垃圾邮件。编辑们有的电话转告、有的传真转来、有的干脆将古榕的信件寄来，让我保留证据。“他真有意思，要求我们刊登他的大作。以为他是总编吗？”“他打来长途电话，车轱辘话一口气唠叨三小时，烦死人！”
让古榕痛心疾首的是，这些不知好歹的编辑、记者们，依然冥顽不灵，甘愿上当受骗，继续与我同流合污，辜负了这位著名导演的谆谆告诫。更有甚者还约稿：“再写，让他叫个痛快！”于是，我又写了第二篇。
破碎的将不止一个天鹅梦!
在一片连呼上当的声讨中，我很荣幸，没有浪费时间去看那部自称的“国产大片”，因此比起那些看完后悔不迭、连声嘲讽的观众来说少了一份烦恼。我的先见之明来源于经验：即一个作品的好坏往往和这个作者的品行密不可分。
对古榕靠“请观众修改”来炒新闻这种路人皆知的神机妙算，我本来不屑于批评。但是，当记者对此提出异议后，他扬言要打人、砸报社时，我就不能再坐视不救了。况且，我“这种在北京新闻界名声狼藉的人(古榕四处乱投给各报社的文章之语)”早已被闻讯的全国各地编辑们催促：你赶快去采访一下，我们不能允许这种野蛮的流氓行为。
我与几个记者迅速赶到可能将被捣毁的为您服务报社，要求甄别一下那个骇人听闻的电话录音。古榕则无端地诬陷我是被《为你服务报》雇用来的枪手，凭这一点捏造，我和《为您服务报》就都可以共同起诉他，当然要抗议他的还远不止这一点。
要说我的文章是“断章取义”，我老实承认。因为我如果把他没完没了的恐吓电话内部全部披露出来的话，他遭到的舆论谴责将更是劈头盖脸、铺天盖地。我虽然对这类不把精力放在怎样提高作品档次而一门心思靠打官司、写上告信来引人关注的“导演”始终持鄙视态度，但我出于对读者和报社的负责，在行文时非常客观和给他足够的礼貌(我的那篇文章有目共睹)。在我那篇克制的文章里，我把他自吹自擂说他的作品就是“民族艺术”，批评他的记者就是“文化汉奸”，他“就要向张丰毅同志学习，打你们!”、“我就是洋流氓加土流氓!”、“我给中宣部、给中央都写了信”、“我打了你们后，《中国文化报》记者说立即声援我……”等等豪言壮语全部删去。
弱不禁风的《红天鹅》(古榕说刮了三天风就把票房收入刮走40万元)和老虎屁股摸不得的古榕，在北京各媒体的持续的强烈批评下，陷入了经济上和道义上空前窘境，这使一个人变得气急败坏完全可以理解，至于他使用文化大革命中大字报式的语言来对我和其他记者进行辱骂，我们也不会与他计较的。他骂我和《中国妇女报》记者何东等“一稿多投”的时候，自己更是一稿百投，尽管他苦口婆心地告诉各媒体“要警惕新闻界这种歪风邪气。”断言写过有关他文章的记者的不是“已经被开除”就是“计划内部要开除”。
遗憾的是，蒙在鼓里的或丧失新闻原则的各报报刊依然毫不领情、执迷不悟，使他一稿百投的命中率低得让人心酸。事与愿违，迄今为止尚无一家报刊出于惧怕“砸或打”的厄运，而把他洋洋洒洒万言书公布于众。现在，如果我们真想状告他公然诽谤、人身攻击也拿不出证据呢。
脚踏实地，对于今天的影视工作者依然是一句不过时的座右铭。货真价实，对于今天的上帝同样是一种不变的选择标准。处于按倒葫芦又起来瓢的忙碌状态的古榕，在北京其他导演都埋头创作，接二连三推出新片之际，他却盗用“中新社记者”名义争分夺秒地书写、散发着反击文章。如果古榕继续以“砸他们用违背党的新闻原则来赚钱的铁碗，打他们以金钱为目的的败坏党的新闻作风的歪风邪气，”为己任的话，他还有精力拍摄影片?到那时，他破碎的恐怕就不止是一个天鹅梦了。
古榕常常挂在嘴边的一件得意之作就是上海的官司。那篇侵犯了他们夫妻俩名誉权的文章，针对影视圈里的夫妻店、家天下现象进行了一番透视性分析、尖锐地批评了当前影视界这种不良风气和给我国影视业未来造成的危害，不点名地泛指了几对导演和演员夫妻违背艺术规律、因人设角色的近亲繁殖怪现象。
古榕怒了。认为那篇文章是影射他与徐松子，于是在法庭上努力地寻找证据证明文章里被嘲弄的“仗着老婆出名的导演”就是指向他们夫妇。张祖春将他们夫妇在法庭上的表演素描出来后，《江苏工人报》立即遭到威胁，那柄随时可能要砍下来的利剑，在张祖春头上空悬一阵后，也同对《为您服务报》一样，动口不动手的古导演不过虚晃一枪，在没有台阶的情况下也悄然鸣金收兵。
对待古榕这样的人，我的原则是——不能姑息。如果他不规范自己行为，继续以辱骂和恐吓来代替对话，那就持久地对他曝光、批评，直到他从梦中清醒、恢复理智，回到大家能够接受的队伍里。
想瓦解我与媒体的“联盟”，古榕不是第一个，更多的则是虚张声势地起诉我。
扬言状告我的官司，尚没有统计。真到收到起诉书的，目前还只是三个。
1996年1月。《羊城晚报》以“伊夫又当被告”为题，报道了我的第三个官司。
这纯粹又是一场无理取闹的诉讼。当东城区人民法院递交我起诉书后，负责名誉权的审判员马云打来电话：“哈哈，伊夫，我是马云，收到起诉书了吗？你怎么又被告了？没记性啊？”
“山河易改，本性难移嘛。我也奇怪，怎么又是你审理？”
“我就负责名誉权，所以你再被人起诉。还得归我。”
“老熟人了，可得照顾一下呀？”我已经没有了紧张和恐惧，还跟她开玩笑地说：“你们怎么不看看就受理呀？这分明是无理取闹。”
“我看了你的文章，这次你比上次的文章温和多了。不过，我料到你以后还会被告的，因为我发现你总写这类招惹是非的文章。”
“那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我苦笑道。(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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