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珊笑起来很灿烂，但“海淀剧场”让她笑不起来了。
 --史可在“这场没有新娘的婚礼”的喜宴中成为输家。 江珊、史可“罢演”
转眼2月，海淀剧场上演了一场没有新娘的婚礼。1994年下半年至1995年上半年这一年中，等米下锅的文艺版编辑，在这一时期的喜悦可能依然记忆犹新。
当许多周报刚刚转载完关于马晓晴与北京广播学院纠纷的文章，2月16日，他们又被我通告：“预留版面。”
这天中午，至今我也不想透露此人姓名的谙熟内线消息灵通人士火速急告：“原订今晚在海淀剧场上演的话剧《离婚了，就别来找我》极可能因主演均‘有病’而宣告流产。”
因为“内线”提供，我无需证实消息真伪，只是请《消费指南》记者陈垠立即与男主角姜武联系，侧面了解停演背景和更多的内幕。然后，便急忙赶往20公里外的海淀剧场。
16时25分，我的出现让坐在剧场办公室里一筹莫展的赵有亮分外吃惊。这位中央实验话剧院院长急忙掩饰焦虑不安的神色，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的身边还有四五个剧院大小领导，他们均对我投来防范、警觉的目光。我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且明确表示：我的同行们正分头采访，希望你们也能配合。
赵院长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显然，他有苦难言。其他幕僚也保持沉默，随后，我转向海淀剧场经理孙先生：“您对您的剧场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怎么看和怎么办？”与中央实验话剧院的躲避相反，孙先生滔滔不绝、情绪激动：“我们的声誉受到了影响，不论你们中央实验话剧院内部有多大矛盾，但对观众开这么大的玩笑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时，距开场时间越来越近，剧场外的观众渐渐稠密起来。我混在人群里，观看众人面对一纸“停演”通知的反应。这场没有“新娘”的奇特、又尴尬的“婚礼”，最大的受害者该是远道而来的观众。我对他们采访，倾听他们的愤怒，令我难过的是，有些观众甚至是从大兴和怀柔这些远郊县赶来。对双双“卧病在床”的解释，表示不信。对事到如今继续对他们愚弄和欺瞒感到恼火。
20时，接到观众愤怒电话的各报社、电视台的记者急速赶来。赵有亮愁眉苦脸，被迫面对众记者。剧院其他领导来个调虎离山计，向记者说：“你们可以到某某医院去问她俩。”同时提供了详细地址和病房号。
 --赵院长支支吾吾、欲言又止，显然，他有苦难言，其他幕僚也保持沉默。
我急忙返回，那时手机尚未普及，江珊、史可接到我的传呼后先后回话。我又分别与剧院的其他演员联系，想更宏观地清楚停演的背景。
经过一夜晚的采访，我得出结论：一、演员的确有病，但没到非住院不可的地步；二、矛盾早已存在，主要体现在一线与二线演员之间收入差距上；三、独立制片人与国家艺术团体的合作还存在许多先阶段无法逾越的障碍；四、剧院内部根深蒂固又错综复杂的旧有矛盾现又沉滓泛起。
因此，我的系列报道从第一篇起，就没有简单的把这次“停演”说成是“丧失职业道德的罢演”。因为停留在这样的谴责十分容易，但会使我们迷失去发现背后深层原因的途径。我要继续跟踪报道，力图引申出文艺体制改革过程中值得深思和引以为鉴的经验和教训。
中央实验话剧院继续保持沉默，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们的沉默而放弃报道。自然，在以后的系列文章中，必然缺少他们的声音。而缺少他们声音的文章，又招致他们某些人的不快。我理直气壮地回答他们：“我诚心诚意采访你们，遭拒绝。我是独立的，不是你们的宣传员，写文章没义务考虑你们是否满意!”
以后，各地的新闻媒体都口诛笔伐、披挂上阵，加入了关于“罢演”的大合唱。无论是义愤填膺却浅薄地对演员进行谴责还是肝脑涂地为演员鸣冤叫屈，我都失去了兴趣，不再理会相继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因为，我更喜欢捕获正奔跑的猎物，而不是捡狮豹啃剩下的腐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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