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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被告上法庭
经历那场法庭交锋后，我对于官司不再恐惧。再有类似的“大难临头”，也不再紧张和委屈。其实早在9月6日前，我的被告里历史就被另一起诉讼案续写了。8月底，上海杨浦区人民法院下达传票。因我写的《金鹰奖幕后发生了什么？》文章，对当事人顾耕发构成名誉伤害，在他将对立一方演员李岚作为第一被告后，顺手将我拉在第二被告席上陪绑。
94年10月15日傍晚，深圳机场滞留大批旅客。我在机场整整煎熬两小时，才终于踏上返京的航班。11点多刚刚进家门，电话就响个不停。许多外地记者来京采访“金鹰奖”颁奖大会，不料今天下午风云突变。大幕尚未拉开，丑闻率先登场了。
众记者自然无比兴奋，但他们需要更详尽和真正的内幕，因此，我的留言电话磁带，在一个下午就被录满焦急的寻呼：“伊夫，你又跑哪儿去了？回来赶快与我联系。出大事了！”
第一个是湖北《楚天周末》的记者张勤耘，随后是《今晚报》马明、《上海电视》的徐策，他们都说：“组委会的顾耕发和演员李岚闹翻了，下午顾耕发在大会上突然散发材料，把李岚在拉赞助过程中的种种表现披露出来。组委会乱套了！”我没有惊讶，因为早在半年前，顾耕发就把他与李岚在回扣问题上恩恩怨怨的详细材料给了我。但我当时忙于官司，无暇充分从容地全面采访，便暂且放下了。顾耕发在我面对《广告人》时，表现了应有的支持，但我不会拿写一篇是非难辨的文章来报恩的。李岚那边也与我接触过，她也提出相应的材料，写给中宣部、中国影协的6000字书面材料和写给浙江省宣传部、省纪委和省广电厅的8000字书面材料，双方书面材料均在我的手里，只是我一直没有落笔。
现在，是时候了。天亮后，我赶到组委会驻地，
 --“金鹰奖”大幕拉开前，李岚对众记者讲述她为“金鹰奖”所做的努力。
我先去客房找顾耕发，了解了最新动态。又到不远处李岚家，再听她的最新态度。当天晚上3000字文章写出来。第二天，李岚夫妇来我家，希望看看我的文章，我称我会对自己的文章承担法律责任的，我没有事先让当事人审稿的习惯。因为如果开了这个先例，我的文章发表出来就早已面目皆非了。而且独家新闻也容不得我去挨门挨户请示。但请相信，我不会做有损任何一方利益和名誉的事情。
李岚夫妇在我家逗留两个小时，试图让我改变立场。我坚持没有让步，因为这是我的原则。
我在接受李岚提供的材料时，当即问过：“哪些属于不宜引用的？哪些是不能引用的。”而且，我还特意提出几条有些不妥的言词，告诉她这样说容易引起法律纠纷。
她失望地离去了，我告诉她看明天的《法制日报》吧。而明天，我没有再向老魏请假，又踏上了云南之旅。
从深圳回来，我还没来得及向报社销假，云南又出现了新闻。但是这些内容，老魏都没有兴趣在本报刊登。除了他对我恶习难改总写招灾惹祸文章不满外，还对我频频外出加以限制。
去深圳是应邀《深圳特区报》参加笔会，办理边防证手续时，他面带难色：“李书记对你很有意见，我说你能不能这次不去。”
“不能，我没耽误报社工作，您是非逼我偷偷去欺骗您吗？那当然可以。我一会儿去找老李，征求他的意见。”
“你呀，一点沉不住气。这次再批你一回，回来可得歇歇再出去了啊。”
当我在深圳的时候，便得知他已经开始进入了驱逐我的程序，这次再赴云南根本就不理他了。
到达昆明，很晚回到宾馆，服务员告诉我北京有长途电话找我。我奇怪，没有人知道我住在哪里呀？第二天早早动身，奔向250公里以外的石屏县。不料，傍晚刚到，县招待所服务员一看我身份证就即刻说：“陈先生，白天有北京长途电话找过您多次。”我傻了，怎么被人跟踪了？
刚刚进屋，电话就跟了进来，原来是李岚！
“《法制日报》我看了，对我很不利。香港都知道了，你千万别再发了。我昨天就找你，今天找你一整天。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要见你。”
后来得知李岚是通过在当地拍戏的一个演员了解到我的踪迹的。通过这件事说明一个问题：如果你要是真想找到一个人，你肯定会千方百计利用各条线索。那些口口声声见了你便埋怨说：“你怎么回事？我到处找你也找不到？”全是假的！别信。
李岚随即在北京状告顾耕发，顾耕发也迅速在上海起诉李岚。互相都称对方在文章中侵害了自己的名誉权，我在云南从当地报纸看到的。事情进展真快，而更让我意外的是，顾耕发随后也把我当成第二被告了。
 --当《北京工人报》向北京电视台举白旗、向我挥屠刀之际，我都死到临头了还在瞎忙活呢。
昆明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曾克采访我，问我接二连三的官司怎么应付？以后还写不写批评报道，我回答：“账多不愁，虱子多不咬，以后该写还写。”
“金鹰奖”文章只是1994年里众多批评文章之一。那时，估计洪伟也得纳闷：“伊夫这小子莫非背后有什么靠山，怎么吃了豹子胆，这厢还挨告，那边又捅娄子，不怕四面楚歌呀？”
11月，正当《北京工人报》向北京电视台举白旗、向我挥屠刀之际，我都死到临头了还在瞎忙呢。从云南回来当天，报社就有朋友急切告诉我，《北京工人报》将要在一版显要位置刊登将我革出教门的通知。其实他不风风火火地宣布，我也不会在外边打着《北京工人报》的招牌。以前就曾多次作为罪状被人告密给领导，说我在外边还自称是“自由撰稿人”，不肯承认是《北京工人报》记者。
 我与解晓东在一次晚宴上不期而遇。事后他说：“我发现你原来是挺善良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恶。”
解晓东“义演”操作失败
我正准备做出反应的时候，解晓东在安徽阜阳的“义演”出了乱子。阜阳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刘韧写了一篇文章，解晓东及主办者都极为气愤。他们也是用“道听途说、虚构、捏造”等一类字眼指控年轻的刘韧。让他公开赔礼道歉和赔偿与我相同的巨额“损失”。
我得此消息，心本能地与遥远的刘韧贴在了一起。因为深知“被告”的压力，我一定要帮助他共渡难关，因为他这时太需要帮助了。
我急忙通过阜阳114先找到阜阳人民广播电台的电话，又辗转找到刘韧的家庭电话。刚一接通，我就说：“别害怕，没什么。我也正经历着官司的困扰。”
问他报道解晓东“义演”的初衷，他说：“我不能容忍欺骗，我就是希望让钱真的尽快到位，别再愚弄我们家乡的父老兄弟。”
“你的文章是自己采访的吗？有证据吗？”
“是我采访的，有证据又有什么用？解晓东是北京的一个大明星，我只是阜阳的小记者，怎么能跟他抗衡呢？”
“也许在法院上我们不能胜诉，但我们要发出自己的声音，让全社会明白事情的真相。汤生午不是败诉了吗？但他虽败犹荣。我会与我的新闻界朋友声援你的，你在道义上是不会败诉的。”我让他传真发来相关资料，然后立即与发表他文章的《科技日报》责任编辑取得联系。
《科技日报》编辑刘涤很感谢我的主动声援，我们迅速见面，沟通了看法。本着全面采访和客观报道的原则，我决定再采访解晓东。但是，呼他无数次，始终不回。
我先把已经采访的材料写好，通知各报预留好版面。在发稿前再真诚地呼叫他三次。我把问题的紧迫性和严重性再三、坚定地向他强调，一次次超过我等待他的最后时间期限。我只好遗憾地把我苦苦欲采访他的过程写了下来，但没有他的声音。
文章照例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刘韧还没感到什么，解晓东先坐不住了。通过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找我联系，她先呼吁我不要再继续写和对外发表了，然后代表解晓东先诚恳地邀请我在凯莱大酒店坐坐。
我先谢谢解晓东的提议，但告诉她：“不必了。既然你已经出面，我暂时先可不写。不过，我无意跟解晓东过不去，只是他实在太不配合我的采访了。为了等他回话，我整整拖延一天！”
“他呼机可能没电了……”无力地为他辩解一句后，她又说：“晓东人很好，你以后与他打交道就会发现我没骗你。他看了你的文章很奇怪，问我伊夫是不是刘韧的朋友。我说可能不是，但伊夫这个人我知道，他肯定会两肋插刀的。”
“你说对了，我真不认识刘韧。但我有一个准则：无论是哪个记者，只要他被冤枉地起诉，我都会不遗余力地声援的。”
《南方周末》的陈微尘把一个电话打到她们报社的浙江律师转给我，他要通过我找刘韧，免费为刘韧做辩护代理。
开庭那天，我去旁听。第一次见到特意从阜阳赶来的刘韧，他很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现在不怕了，当时真吓坏了。”
两年后，一个深秋的晚上，我与解晓东在一次晚宴上不期而遇。经人介绍我们彼此相识，握手的同时，他笑着说“啊，你就是我最恨的伊夫！”怕我误会，他急忙微笑地补充一句“开玩笑啊。”以后在一次电话里交谈中，他说：“我发现你原来是挺善良的，不是想象中的那么恶。”(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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