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刚因争辩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养活他，还是他接济了剧院而“惹祸”的姜文，依然口无遮拦。 姜文 王姬：纽约带来的“霸气”
把姜文和王姬扯到一块说不出什么过得去的理由，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北京人在纽约》中相遇。不过，随着记忆的逐渐开放，我还是发现了他俩最引人注目的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霸气”。
姜文显得霸气，这几乎是许多观众和娱记对他的第一印象。如果姜文的确是霸气，我认为也没什么不对的。因为在目前的男演员的座次里，他就是第一把交椅。第二把便不能在他面前霸气。
我没有正式采访过姜文，当《北京人在纽约》播出时，因为蜂拥要采访他的记者太多，我不便前去凑热闹。以后，我随他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组去上海搞首映式，算是直接的近距离接触。
途中，我谈到目前一些导演抱怨资金紧缺而无法在镜头里实现其宏图大志的问题，他不以为然。对那些哭穷的导演并不怜悯，他直言不讳地奚落道：“没钱，别拍呀。谁逼迫你钱不够非拍了？瞎糊弄，糊弄谁呢？还不是你自己！”
针对有些制作公司和导演动辄称为获奖而拍戏，姜文鄙夷地说：“那能拍好？怪了！一个导演应首先想的是艺术，艺术！您先想怎么获奖，怎么讨俏？您能拍出好片子吗？那些公司竟奔着先挣一把钱，还没拍就先计算着我这部片下来得拿辆汽车，得买套房子，得，歇了吧，没戏！”
弦外之音，姜文在拍摄《阳》片时，一定是没有杂念，所以能引起如此轰动。由于姜文在影视圈里有比较过硬的作品，他在谈吐时，无疑会流露出某种居高临下的成分。和王朔一样，姜文说话也是比较随便和富有个性。其实，影视圈缺少的恰恰是有个性的导演和演员，无论是演戏还是做人，如果都像可怜的鹦鹉那样只会重复别人的话，或者说好听一点像外交官似地谨慎发言，我们艺术的百花园就只能是单调的一种草。也许姜文的话偏激，甚至伤人，但我们太需要听这种真实的声音了。
由于姜文的自信和位置，他说话可以不必像小公务员那样谦卑，那样战战兢兢。不必在毫无顾忌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后，便急忙请求记者：“千万别把我私下的话写出来。”我在采访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明明他蒙受了委屈，窝一肚子闷气，他找到我头上请我曝光为他申冤。但最后却来一句：“您可千万别写是我说的。”我忿忿地离去，对这样的人你不能同情!因为他连自己的尊严和血性都没有，他甘愿跪着生。这样的演员和导演，他们能演出什么大义凛然的角色，能拍摄出什么振奋人心的作品!
姜文大胆、无忌的讲话和敢作敢当的性格，我认为这也是他能成功的原因之一。演艺圈里，很多人惯于背后互相拆台，当面却又阿谀奉承。既想通过记者的笔达到诋毁对手的目的，又妄图在被暗箭刺伤的对手面前装出慈悲和善或大度宽怀。或许姜文到了不在乎别人竞争因而也不用打击对手的地步，他并没有针对具体某个导演来贬低和丑化，他只是对这类没骨气的导演表示反感。
我想，这可能就是姜文总给人霸气的印象吧，其实面对平庸，霸气也没什么不对。能淹没礼仪，姜文的度恰恰把握在礼仪和霸气之间。
因为《北京人在纽约》里王姬有出众的表演，国内观众似乎方才知道：我们影视界的海外游子真有几个像模像样的女演员。
可惜好景不长，美好的形象尚未扎根于国内百姓心中，王姬据说因此霸气起来，接二连三地惹出许多麻烦，顿时成为媒体批评的焦点。事件的起因其实都不重要，加上她又没有就此做出必要的解释，同所有没有直接接触过王姬的人一样，我也对她过于矫情、很自以为是和缺乏明星风度相当反感。
基于这样的口碑，我一直没有采访她。
 《中国餐馆》剧照。(王小京摄)
英达拍摄《中国餐馆》时，我与担任餐馆女老板的王姬不期而遇。我当时便问英达：“听说王姬很挑剔，她能与大家融洽共处吗？你们合作会顺利吗？”英达说，开始找王姬时，王姬讲条件的确挺苛刻，我以为日后合作不会太舒服。但后来发现她是一个很守信义、很尽职的演员，合作很愉快，全然没有坏毛病。这就是王姬，她有实力，就可以霸气地跟同样很牛的英达讲苛刻条件。
在剧组晚饭时，我当着一桌人的面便直言不讳地向王姬一连串发问：上次你临时不登机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与《长江日报》打官司必要吗？你的下属为何称你“周扒皮”？等等、等等。
 《中国餐馆》开拍前，王姬的合作条件很苛刻。(王小京摄)
众人面面相觑，可能都觉得我过于冒失，我也有些后悔，认为既然不是新闻发布会，那就应该在一个单独的环境中问王姬这些才是礼貌和得体的。不过……
王姬听罢，没有尴尬也没有愤慨，只是平淡地说：“嗨，我也不想表白什么了，他们(指邀请方)欺骗我，我事先清清楚楚地再三讲好必须乘国航飞机，因为，我对那些事故频仍的航空公司太害怕了。他们信誓旦旦地满口应允，结果到机场才知道他们违背诺言。即使我受到愚弄，但我也没感情用事一口回绝，而是决定先抵成都再乘汽车去重庆，然而他们又以时间不够加以拒绝。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欺骗！而他们先欺骗我又欺骗舆论，当地记者不解详情，只知道下了飞机没有我。自然把责任归咎于我……”
我问王姬，你当时为什么不对公众说明真相呢？她一笑：“早晚人们会了解我的，我何必跟他们针锋相对地纠缠？”
王姬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时不时用一个“我这个人太直”来概括自己。当然，我不会因为她使用这个词的频率高低，评判她是否心直口快或者口是心非，我必须用观察和了解来确定我的判断。
我无意为王姬申冤辩解，也从来没有为哪个明星打抱不平的嗜好和义务。但我发现王姬的确不是过去我印象中的王姬，包括吃饭也并不挑剔。她的性格以及她的为人都是一个能够让人接受并且可以友好相处的人。这才是骨子里的霸气。
事后，我客观地将这次直接面谈公开发表，不料没多久就有记者指责我：“你刚刚替王姬解释，她就又出事了！”原来她在乌鲁木齐机场出现麻烦，有媒体很快将事态见诸报端。大意是因为不满机场工作人员的罚款而用英语骂了一句非常猥亵的话。
我没有采访双方，但我认为王姬可能会骂人的，虽然不一定那么猥亵。因为她的确是一个脾气暴烈的女性，而我们服务行业的许多工作人员故意刁难人也是常有的事情。我不觉得奇怪，但还是认为再忍无可忍，王姬也得忍耐。因为，你毕竟是公众人物，你就必须承受着公众人物应有的制约。于是，我还是写了文章就这一事件发表了看法。
 《天桥梦》时的王姬，失去了纽约时的风采。
没多久，我去湖南常德桃花源，王姬正在这里拍戏。我本来计划见面时了解清楚机场的纠纷，不料她偏偏不在，而返回的日期偏巧与我离开的日期是同一天！我只好委托剧组制片人转告我的遗憾。
这位制片人向我谈了王姬的一件事，听后我很感动，并且一下扭转了我对王姬不稳定的模糊认识。她说，剧组有一个年纪已不轻却很有才华的演员，由于命运的捉弄至今处境尴尬。王姬得知后，要求制片人将自己的一部分片酬给那位经济紧张的演员，但千万不能让对方知道内情。
王姬不仅有善良的同情心，而且还善解人意能保护人家的自尊，这让我很意外。王姬能够悄悄地帮助人，显然不是想炒新闻，而是她在弱者面前的本能表现。
几个月后，我在北京见到她后提起这件事时，她一挥手表示“不值一提”。我又追问她机场事件，她依旧没有愤怒和激动。她对天发誓自己绝不会那么出口成“脏”的，她们一行人中当然有人发怒，但第一不是她王姬，第二不是那句难以启齿的脏话。我笑了，我有一种预感：认为指不定哪一天，王姬还会在机场或其他公共场所重复出现类似的尴尬。虽然不便把我的预感道出，好像我是在咒人家，但王姬的性格注定难免麻烦，她会继续这样下去的!(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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