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走红的王志文到处被人包围，他要笑脸面对一双双伸过来的热情之手。 王志文 江珊：感伤的怀旧
毫无疑问，绝大多数《过把瘾》的观众，在王朔的作品中体验到的不仅仅是调侃，他们更因为王志文和江珊演绎的现代都市爱情故事产生共鸣。这是一种伤感，还夹杂着怀旧。在社会转型期，它们发生得那么自然、正常和残酷，以致许多如今已是中年的当事者从此一
蹶不振，蔫蔫地生活。所以，人们才尤其最后再“过把瘾”，怀念怀念过去的爱情和日子。
1992年底，《皇城根儿》播放前的新闻发布会上，该剧主演去了近一半。在自助晚餐上，我忙于与男一号孙淳交谈，忽视了在人群里跑来串去的王志文。王志文不是主角，当时又无名气，记者大多数没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当《皇城根儿》播映一半时，我突然后悔：怎么当时就忽略了和王志文谈一谈呢？因为我注意到王志文表演的特点，随意、自然、生活化，恰好和与剧中角色的身份相吻。
那一次，孙淳该火没火，王志文要火没火。
但从此我开始留意王志文的表演，认定他必将脱颖而出。在他刚刚与赵宝刚拍摄完《过把瘾》后，我及时与他联系，商定在他的住处采访。
当时，他还是中央戏剧学院的教师，住在学院院内的一座旧楼的四层。照例是办公楼自改的，他所住的那个大办公室不足18米，但里边布置得满漂亮、温馨。洗手间与卫生间统统在楼道的一端公共使用。即使如此，他也该知足，因为还有很多人抢占不到这样一个空间。
那时的王志文已经从最初的受排挤环境中解脱出来，作为一个精明能干又颇有个性的上海人，在北京不遭到排挤才是一桩怪事。反过来，在上海的异乡人同样会有此境遇，王志文对此似乎不太在意。他真正介意的是事业上成功的契机。
我们最初的谈话不热烈，甚至有些拘谨。他基本是只答不聊，没有多余的解释，更没有题外话，这让我难以掌握他更多的特点。他的眼睛不大，却极明亮和犀利，看你的时候总带有审视的成分。如果他是记者的话，他会先把被采访者看得发毛，我想。
 还在中央戏剧学院住的时候，王志文送我到门口，我让他在一辆车前拍照，他做了鬼脸，但我没敢用那张照片。
形容他的态度不卑不亢可能较为贴切，他没有自来熟地与我称兄道弟，也没有故作深沉地高谈阔论。对于已经远去的《皇城根儿》，他轻描淡写，称只是客串一把而已。意思是我演得好坏都不重要，你也别为当时没采访我后悔不迭。只是话题在集中到《过把瘾》时，王志文才算找到了兴奋点。他希望我能认认真真地把那部才八集的电视剧安心看完。我贮存了这个悬念，提醒自己别再吃后悔药。
分别的时候，他下楼送我，我让他靠在停放楼前的一辆车旁，用我那老式海鸥相机给他拍几张照片，他随意一靠，有时还指手画脚做些怪样，活泼的本性渐渐流露出来。
《过把瘾》播放后，他骤然地火了起来。我在上海的《文汇电影时报》上写了一篇较长的专访，特意披露了一些早期有人对他的不公正待遇的细节。这种“范进岳父”式的势利小人，许多演员在成名前都有所遭遇，许多尚未成名的演员继续遭受这类人的嘲笑和排挤，我文章的目的之一就是顺便打“胡屠户”一个嘴巴。不久我去上海开会，上海一个记者转告我：王志文的二哥听说你来了，想约你见面。我到是很想见见王志文的二哥，因为王志文在提起他这个哥哥时，充满深情。无奈在上海的活动安排得实在太紧，许多朋友只是一个电话就代替见面了。结果没能与他二哥一见。
去浙江拍《红粉》前，王志文告诉说他走一段时间，叮嘱我想着看《过把瘾》。大约半个月，北京一部分记者观摩了《过把瘾》，平时我们这些坐不住、看两眼就溜的记者居然被圈了一整天看完才散去。
当夜，我被电话叫醒，是王志文，我昏昏沉沉地问他在哪儿，“绍兴。”“什么？大兴？”我当时好像还瞎打个岔。后来猛醒王志文在浙江拍戏。王志文问：“看了吗？”“看了看了……”“怎样？”他迫不及待地问。我想准确和精练地回答，就说：“我们都是全部看完才离开的。真的。”事后得知，原来，那一夜他还给许多看了那部片子的记者打过电话，了解反馈。现在回想起来，那时的王志文真挺可爱的。
《过把瘾》播出后，反响极大。顿时，采写王志文的记者蜂拥而至。不过，我在那时仍没发现王志文怎么飘飘然的，只是他显得比过去随意和更自信了。我们间或还能在一些场合相见，他依然亲热和俏皮，比以前明显地更忙碌了。
同任何一个成功的演员一样，王志文的成功也是靠自己的实力而非传媒的鼓噪。如果不是他在《过把瘾》里出色的表演，不是后来他又一展歌喉成为两栖甚至两栖以上的演员，他可能永远处于影视舞台的边缘，虽然，他可能不乏娱记为其擂鼓呐喊。
正当大家为他高兴的时候，却传来他与某些称兄道弟的记者分道扬镳的传闻。我不信，因为王志文是很随和、很聪明的人，他不会去和谁树敌的。又过一段日子，我从外地归来，有人告诉我“王志文得罪记者了，你看看文章吧。”我将信将疑。数月后，《大众电视》里王志文自己证实了这一传闻。我至今未读原文，据说流露出他对一些媒体和一些娱记深深的失望和厌倦情绪。
再后来，他索性远离京城，回到他出生，也是其母依然居住的地方上海。见面的机会少了，但在银幕、屏幕、报章上见到他的形象却异乎寻常地多了起来。两年前我在上海，打电话给他，本以为能在上海相见，不料，他正在北京，说三天后回沪。可三天后，我正该返京。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在他越来越朝一线队列冲击的时刻，时不时也出现对他颇有微词的文章。在私下，我接触的一些记者与演员也对他发出不敬之词。而后来，索性有鼻有眼地传出一则新闻：王志文吸毒……
于是，便有记者和读者向我打听，探求消息是否准确。开始，我非常武断地否认说不可能。但后来在愈加密集的生动、形象的描述中我也渐渐变得不那么干脆了。这些年，影视圈许多无中生有的谣言一旦流传，必有许多人找我证实真伪。我一向不肯无聊地去核实这类传闻，但为了对一个我熟悉而且也是优秀的演员负责，我破例给王志文打了电话。他正在南京拍戏，得知我的用意丝毫没生气。他说关于这个传闻已经很长时间了，你上次在上海时其实就出现了。他平淡地告诉我：“谁爱说什么就让他说什么，别理他！”
最后见到他是在民族宫剧场的后台。97年香港回归，他来北京演话剧《归来兮》。他送票给北京一些朋友，我们大家都前去观看。我特意在开幕前去后台看他，他比过去略微胖些，状态很好。因为即将上场，只极简短地寒暄两句。自那以后，他又远离北京，远离北京的媒体。
 江珊在民族宫剧院后台化妆时，要不断停下手来为“走后门”的观众签名，但转到海淀剧院时，风向却骤然变了。
认识江珊与认识刘蓓是同时和同刻。《过把瘾》的契机使我采访她。她当时演过不少影视剧，但均没有取得轰动效应，所以，尽管与陈小艺、徐帆等是同学，但知名度远不如人家。
江珊不比刘蓓嘻嘻哈哈地在大庭广众之下放松，她总一副郁郁寡欢、心事重重的样子。回答时简明扼要，让人感到难以琢磨。
 刚红的葛优和没红的江珊
《过把瘾》使江珊名气大增，正如春天破土的新芽，眼看着一天一个样。知名度很快与陈小艺等持平，很快又迅速超过，很快便成为观众非常喜欢的演员。
趁热打铁，江珊很快利用有利时机实现她成为歌手的梦想。江珊的嗓子不错，又加上当时正走红，据说磁带卖得很好。尽管知名度超过了同学陈小艺和徐帆，但她的身后却因为没有一个响当当的剧院作后盾使她总有些后顾之忧。
于是，她与中央实验话剧院接近。这时，谭路璐要独立制作费明的《离婚了，就别来找我》话剧。她看中了正具有票房价值的江珊，当时，由江珊主演的这部话剧的确轰动了京城。不料最后是以悲剧收场。
我至今清楚地记得1995年2月那场“罢演”风波的始末。我见证并及时向公众不偏不倚地报道了这一过程，尽管我与江珊认识，但我不会因此就站在她的立场替她喊冤叫屈；反过来，我也不会因为对方是实力强大的团体就不敢触及他们内部深层的矛盾。我与当事各方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或友谊，但这不会妨碍我客观而公正的报道。
我在江珊、史可双双住院，海淀剧场被迫取消演出的当晚，采访了院长赵有亮、演员中心主任李法曾、编剧费明、制片人谭路璐，已经正在医院里的江珊与史可。我当时在电话里就直言不讳地问江珊：“你是真的病了吗？”我希望听到她真实的答复，尽管她可能暂时不让我和盘托出。江珊的回答很真诚：“不骗你，真的，我是病得很厉害，我承认合作不愉快，但我不会用装病的方式来解决。”为了对公众和江珊负责，我虽然没有亲自去医院看真伪，但我让江珊的朋友给我送来医院的诊断书原件。
撇开江珊个人原因不提，还有一个讳莫如深的原因就是：江珊由于走红，在剧院遭到一些有可比性的演员们嫉妒是个不争、也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事实。可惜没有一篇文章敢于提出来分析这个原因。由于分配悬殊而导致的心理失衡最终扩散到剧组内部的各个角落。由此病因引起病变。
经过热闹的一阵报道后，江珊的“铁饭碗”得而复失。最后江珊方面又起诉对方时，我已经失去了关注的兴趣，没再报道。
海淀剧院的风波后，她又遭到“封杀”。我感觉很好笑，使用计划经济时代的行政手段，来“封杀”一个有着市场商机的演员，怎么可能奏效？其结果，江珊的价码在封杀声中变得越来越高。那几年，对二度涨价的江珊，我一直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相隔不久，有报道说江珊见到李素丽惭愧地哭了，真是滑稽得很，不知是那位导演的杰作。以后为了换回影响或者重塑形象，时不时报道江珊收养小女孩，在佛前烧香或为穷人捐钱的消息。这种炒作固然非常小儿科，但至少在江珊的心理上可能达到某种平衡。
后来，拍摄《戊戌风云》时，她演珍妃。我见到她的父亲，说很久没见到江珊了，他称他都很少见到女儿，女儿一天到晚忙得要死。我总算在开机仪式上见到了她。这时的江珊已经与昔日《过把瘾》不能同日而语。那天她没化妆，看上去很憔悴，我要拍照时，她指指自己的脸，请求我别拍。(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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