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决定见见因不听话而被冷冻的年轻导演张元 采访“冷冻”导演
一般来说，普通人见到名人后，都会感到荣幸，都不约而同地提出签字和合影的请求。记者尽管世面见得多些，一旦在名人面前，也依然难以摆脱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
1994年，年轻导演张元因为一部《北京杂种》影片未经国内批准拿到境外且又获奖遭
到有关部门“封杀”。既然不是“反革命分子”，虽说不能公开正面报道他，但与他接触总不会算做“反革命分子串连”吧。我知道，这时是一个人最为危难时期，许多昔日朋友会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自愿或被迫地疏远他。
我决定见见这个因不听话而被“冷冻”的年轻导演。
他当时正在友谊宾馆和西单的家两边居住，我约他希望见面。他以异常防范的语气婉拒我这个陌生人的造访：“你是要采访吗？我不想接受采访。”
“我再重申一遍：只是想弄清一些背景情况，不做任何报道。”即使我想报道，国内媒体也不可能发表。
张元不太情愿地答应了，第三天上午10点在友谊宾馆。本来这天早与导演吴子牛相约，但考虑到张元时间紧迫，我还是同意了这个日子。
两天后上午，匆匆在北影厂结束了正为《火狐》后期剪接的吴子牛采访，便奔向友谊宾馆。我准时到达，他却做出一副我再不来就要离开的样子。我看看表，奇怪和不满他的不礼貌行为。
“你要走吗？”问他。
“嗯。”
“我们不是约好现在见面吗？”我忍住火，没有发作。
“我想，没有什么可谈的，你又没见过我的作品，对我也不了解……”
“我是没见过你的作品，若不是你被封杀，我都不知道你！”我愤怒地打断他，“正因为我想了解你才决定与你面谈，你既然答应了，就该履行诺言！告诉你，我本来今天上午是有约的，你若没有诚意早该通知我。我不是非要采访你不可！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你最困难的时刻，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在关注着你和同情着你！”
张元显然没有料到我会这样气愤，他用一种和缓的语气说：“我主要是怕记者帮倒忙，因为最近有太多的记者来，一进门就先请我签字然后再合影，最后非让我谈那些敏感问题，如果我说了什么，他们再一渲染，我的解禁就更遥遥无期了。”“你认为我仅仅出于猎奇来见你？”
“现在，我发现你不是。”
我不再恼火，转而用一种玩笑口气说：“你不请我坐下吗？”
 《北京杂种》拍摄现场，中间为张元。
“不。”他说，“走，咱们一起去我家，我给你看看《北京杂种》的剧照。”
走出客房，在电梯和出租车里，我们像老熟人那样，开诚布公地热烈交谈。他欣赏我犀利的文章，我赞赏他的才华。
我看了他的《北京杂种》，的确别具一格，是一部比较前卫的影片，冲破了旧有的模式。
我们认为：我们都是自由人，是天然盟友，有着广泛的合作基础和交往空间。我去了他家，他送我一些剧照，随后又一起吃完午饭。事后不久，正巧一个台商想请张元拍摄广告，暂时不能在国内拍电影的张元，或许愿意承揽这笔业务，我急忙给他们牵线搭桥。(伊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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