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第五代，大家知道更多的是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的名字，因为他们都是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七八级的导演正牌军，他们的作品曾在国际A级电影节上获得大奖。而黄建新作为与第五代同期出道的另一位优秀导演，他这些年执着于拍摄关注现实，洞悉当代城市人群的作品，深刻无情地讽喻这个社会的种种怪现象，他所做的贡献有谁不在乎？

　　记者：你在领"华语电影传媒大奖"时几次表示对这 部影片获奖真的很在乎？是不是觉得这是帮助你建立自信的一种方式？

　　黄：人活着，做他爱做的事情，一个是自己能满足，一个是他作为社会群体的一员，他有社会属性，对方对你的认可是你的动力，所以我觉得在任何地方获奖对创作者更有信心地去做是一种无形的、很大的支撑。如果一个人拍电影，上来就被踩，谁都踩，就没了，除非这个人有无数的钱，永远能拍自己想拍的东西，可能五十年以后，人们会说这个人很伟大，但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我觉得这个奖，因为没有功利色彩，所以我比较在乎。评你的人都不知道你是谁，跟你完全没有关系，所以很客观，我喜欢不喜欢这部电影，我不喜欢就没了，我喜欢就看，管你是谁拍的。我觉得这至少表现了一部分人对你的电影的喜好，这就说明你还有一点儿价值，在这一部分人中间有价值，这种心理的联系对创作者也是支持。

　　记者：你创作了很多优秀的作品，现在到了中年，有人说你的《谁说我不在乎》其实是反映了一种中年人的心理，有一种困惑，你个人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呢？

　　黄：应该说，人到了中年以后，对很多事情看得比较淡，这大概是人生经历的必然阶段。我也经历过十几岁，那时充满欲望和理想；到二十多岁刚刚成功、在全国造成影响的时候，说过很多很张狂的话；然后到三十多岁，经历得多了以后，知道世界还可以如此丰富；过了四十以后，知道在简单的东西里头都蕴藏着很深刻的东西，人生就是这样一点点过来的。所以任何一个时期都有它这个年龄段的优势，我得到了新的优势，就丧失了过去的优势，就是这样过来的。因此，年轻的导演会说"他已经老了，反映的东西不那么敏锐了"，但他的东西可能变得更通俗，更多人懂了，我想每个人都逃不过这个年龄对他的制约和他的成熟对他的引导。在目前中国电影市场和生存极为严峻的情况下，你要把你的世界做得能够让别人进入，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我一直想把电影做得能表达我的感受，能让观众进来。电影是需要进入的，跟电视不太一样，如果你不能进入电影创造的世界，你就不会理解这个电影，所以电影一定要给人看。

　　记者：影片中人在寻找自己情感定位，寻找记忆其实就是寻找自己在这个年代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就像非要用结婚证来证明他们是结过婚的一样，这是不是你自己想表达的？

　　黄：这是个象征。就像读《二十二条军规》，我们知道它是不存在的，但它是一个象征。实际上是写心灵的那种羁绊，就是你自己把自己禁锢的那种像魔咒一样的东西里。它还写了信任对人的重要性，如果一方出现不信任的感觉，它会带来很糟糕的状态。

　　记者：《谁说我不在乎》里边的动画是不是暗示着在那个小女孩看来这部分是一种不可信的东西？

　　黄：对。对孩子来说，那些都像卡通那么奇怪，可是在我们的经历中，它是特别真实的，我把它变成那种感觉，实际上是说历史把当年文化大革命很多人遭迫害死的事情都变成了喜剧，多少年以后，大家都不相信。历史其实很无情，很多人在情感上做出牺牲，到最后是不被认可的。比如说，那个神经病人在桌子上跳，很多人追他，这就是我们经过的文革的历史，当时觉得很崇高，可是现在你把它放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就变得荒诞了，但里面还包含了很多心酸的经验。另外一层含义就是：很多东西，你不想让它去，可是它去了；你不想让它来，它也来了。

　　记者：这部片子作为"命运三部曲"的结尾，你当初的出发点是什么？有什么是跟前两部相区别的？

　　黄：第一，我觉得中国电影在九十年代以后，形式、风格变得特别一致，电影都拍得很像。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多钱，所以不能像好来坞那样制造那么多的世界奇观，另外电影缺乏新鲜感，所以很难跟年轻一代建立联系。那么我就想：八十年代，我们刚刚拍戏的时候，也创作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今天还能不能做。就是这个想法，所以我想把电影的面貌改变一下，这是不同于前两部的。第二，我改变了视角，视点落到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那里，通过视角的改变，其实是把所有人的童心拉进来了。我们长大成熟了，越来越觉得自己伟大，老是觉得小孩小儿科，其实那是真诚的东西，就像看卡通片一样，老头看它也乐，是因为童心未泯的那部分。这两点就是电影有了新鲜感的原因。

　　关于新片

　　记者：你八月份就要开拍新片《对不起我还活着》，又是关注当代题材，那跟你以前的片子在风格上会有所区别吗？

　　黄：我希望。下一部片子是说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跟三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之间的关系，至少在人的形象上是不同的，在这样一个不同的世界里，可能表现出来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第二个，我希望我这部电影的叙事方法、结构、表现方法都有崭新的感觉，这是我目前想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这部电影应该有什么样的叙事结构、有什么样的表演风格，但还没有完全想好。

　　记者：在《谁说我不在乎》里，有一些动画穿插进去，在这部片子里，形式上还会有什么不同呢？

　　黄：我现在还没有完全想好，我希望我这部戏，摄影机的运动方式会很特别，就是逼近主人公的方式会比较特别；另外，在人物关系上会比较独特，这样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记者：你大部分影片都会写一大群人，这次有几个人物？

　　黄：应该有十个以上。我不敢说我在这方面擅长，我有点儿想试，因为表现到一个人七八十岁的世界，我以前的电影里还没有涉猎过，这个精神世界是我第一次试图通过摄影机进去，是我们年轻一代人对老年人的精神世界的关怀，主旨就是这个。

　　记者：这次的主角又是冯巩，很多导演都会有几个自己钟爱的演员，那你觉得这次他演这个角色会有一些什么跟他的气质比较相符的吗？

　　黄：我一直觉得任何一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我拍戏就有很大的局限性，演员也有，但是这个局限可能是他的特长。冯巩有一张很生动的脸，你看着他，就会觉得快乐，他什么也没说，大家就笑，这种感染力是他天生的。我最近拍的电影，都希望能通过形象传达给观众一种会心的东西，在选演员的时候，就很自然会有一种这样的倾向。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看了一台牛振华新演的话剧，牛振华也是我用得比较多的演员，他演的话剧是改编英国的话剧，叫《谁家的老婆进错房》，将台湾的政治写进去，非常好！我从来没见过哪出话剧，人们从一开始一直笑到完都没停过。在舞台上，牛振华表现出他另一部分的才气，我一直不知道他在舞台上那么能演。所以，我所熟悉的演员，其实他们的潜力还非常大，我在和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并没有把他们的潜力完全挖掘出来，我希望通过合作，找到和他们更好的结合点，把电影做得更丰富一点儿。

　　关于三部曲

　　记者：你为什么那么喜欢拍三部曲？

　　黄：事不过三嘛，你再拍四部，就有毛病了。好像谁拍都是三，我发现这是个定数。

　　记者：这种三部曲，你最先考虑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三部应该从什么不同的视角来反映主题？

　　黄：我开始没想三部，是拍完了第一部以后，觉得还没有表达完，就拍第二部，然后觉得还有一部分可以说，到第三部就没得说了，有一个新的感觉，又开始重新寻找。

　　记者：你那么多部片子里，你觉得哪部拍得最不好，哪部拍得最好？

　　黄：我最没感觉的就是我刚才说的给台湾拍的、二十年代的那部戏，它是农村题材的，叫《五魁》，我拍那部戏的时候，在现场永远没有感觉，只能照着剧本拍，基本上是把一些经验、一些精彩的段落变过来。我还是拍我自己熟悉的城市生活稍微来得自如一点儿，在现场有很多的发挥，有很多想法不停地冒出来，这种状态对我来讲很重要。目前，我觉得我拍得比较好的还是《背靠背脸对脸》，我觉得这部电影是可以长久地看的，我怀疑《谁说我不在乎》会沾上时髦的感觉，因为里面flash的手法是很时尚的手法，可能过几年以后，人们会说："你怎么这么傻，现在还看这个东西。"历史可能是衡量一个东西的价值的一个较准的东西。

　　关于未来

　　记者：每个人都会有创作源泉枯竭的那一天，你觉得自己大概还有多大的发挥空间呢？

　　黄：这是很难说的。任何一个创作者都可能觉得他所表现的内容是最独特的，可是，实际上历史不需要他了，很多大师晚年拍的作品突然不在一个等级上也是这样，如果他要永远有活力的话，他永远要有新的感觉力。28岁以后，人的记忆力就会急速下降，这是科学家最新研究出来的，谁都逃不了，他们又发现人如果在28岁以后重新开发大脑的基因库，还可以赢得新的知识。其实导演也一样，如果你可以不停地填补自己，你的生命力就可以长一点。

　　记者：你所关注的题材会不会有所改变呢？好像以前有人说你不大善于写女性，你就拍出了《说出你的秘密》。

　　黄：其实那个没有什么大的道理，只是试试看，不服气。你撞准了一个很好的女演员，帮助了你，事情成了，其实也不一定证明我真成，可能是演员和剧本的功劳，和我对镜头、电影本身的理解碰在一块儿了。可能我还是比较擅长写男性，分析所有的男性，好像我的电影塑造男性比女性要丰富。

　　记者：宁瀛说过"旁观者清"，她描写男性是因为她是女性，那你是男性拍男性，会不会有时侯有所顾忌，觉得"这可能是我身上的毛病"？

　　黄："旁观者清"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是"男人知道男人想什么，老实地都给说出来，不要不好意思"，我就属于这种。(南方都市报记者谢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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