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安在台湾成功大学的那场座谈并没有延续太久，就匆匆结束了。落幕后的台上突然混乱起来，原来主办单位把李导演的中学同学给带上了台，也不知道怎么突然都是女同学，男生都躲在身后不怎么言语了。我远远地看见几个中年妇女手中拿着校刊照片围着李导演，在考李导演的记性， “你看这是谁？你还记不记得他(她)？……”
我不知道李导演是否能记得那陈年往事，但是我自己是最受不了别人这样问我的，
我有时还真希望老实告诉对方，我真的记不得了，但是看到对方那种失落的样子，一副怎么连我都不记得的样子，又让我觉得还蛮内疚的。
好不容易才把李导演带回成功厅的门口，我们的摄制小组已经打好灯在那儿恭候半天了，David一再叮嘱，“佩佩姐，十分钟，我怕导演太累了……”
虽然我做访问向来是喜欢长时间的聊天方法，但这个时候Winson也不得不投降了，实在是能够有这个十分钟已经不容易了。
我不知道该问什么才好，十年来我不止一次和李导演做访谈，好像该谈的都谈了，该讲的也讲得差不多了，我怎么开这个头呢？
“导演，金马奖是我们的缘起，那年您的《推手》入选金马，我可是评审啊。”他当然很清楚我当年怎么样去为他争分。“谢谢，谢谢你那时候就那么支持我。”“我算得了什么，真正支持您的是李太太。”
“那当然，那六年我能够撑下来，在家带孩子煮饭，写剧本，全靠她……”
记得他第一次告诉我时，我是多么感动——为他夫人的伟大，能够那么肯定自己丈夫的才华，不是每个女人都有这种胸怀。
当然现在不但是李导演熬出了头，李太太也成了慧眼识英雄了。但是，我有时会不由自主地想，李导演每逢提起这段往事，是否能永远像第一次讲这件事时那么感恩，会不会讲多了，慢慢地变了样，变成了公式话，缺少了那一份感恩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