陌生女子向我报料说张国荣骗她，想让我报道。放下电话，我想了很多，十分钟后，我回电给陌生女子。她的名字已忘记了，只记得她是名混血儿，轮廓分明，打扮艳丽入时。我先约见她，了解事情的来龙去脉，才可决定用什么方法处理。
我们在她家会面，她拿出了一些照片和证据，证明她与张国荣是相识的，还说了一些很不利于张国荣的话，详情和细节因年代久远已记不起了，但记得当时的感觉是她的话似
是而非，动机是要打击张国荣。她还说她手上有些照片是很爆炸性的，我让她给我看，她推说时机未成熟，我对她的话的真实性很有保留。
可是，其他传媒会跟我有同样的看法吗？如果他们只听一面之词，那会对张国荣很不公平。
我让她暂不要跟其他传媒联络，我会否报道也会尽快回复她，她说：“我找你，就是知道你可以联络到他，我就是想看他的反应。”原来如此。
回到公司，立即致电陈淑芬(张国荣经理人)，转述陌生女子的话，陈淑芬一贯硬朗地问：“真要报道吗？”
我告诉她，我不报道，其他传媒也会报道，他们会用什么角度、何种手法，无人预计得到。至于我，我可确保自己的操守，我亦声明我不会因与张国荣熟稔而徇私，这是传媒要紧守的防线，陈淑芬明白。
由于陌生女子的话涉及法律问题及有可能构成诽谤，我不想报道失实，便破例建议当完成报道后，给陈淑芬、张国荣和他们的律师过目，他们只可在有可能引起法律诉讼的部分提出修改，我再交由我的律师审核，认为合理就会接受修改，若无必要，定不改写，其他不涉及法律的部分也不会变动。
过程很顺利，要修改的部分很少，我的律师也认为修改合理。
报道放在周刊封面，引起哄动。周刊十分畅销，却无损张国荣形象，陌生女子也达到目的，不再缠着张国荣，一举三得，还是破天荒地让艺人和传媒双方均看过报道才出街。
这一役，让我死了很多脑细胞，却是采访生涯中重要的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