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风雨中这点痛算什么，擦干泪，不要怕，至少我们还有梦……”《水手》，不知鼓舞了多少那个时代的青年人——那些叛逆的、迷茫的、平庸的人们，在他们听到这首歌、并注意到它是一位其貌不扬、架着拐杖却气宇轩昂的青年人所创所唱时，顿时找到了精神支柱，甚至从此立志。《水手》红遍了大江南北、这句话散布于大街小巷，人们在面对“前途”二字时，信心百增。
然而，当年的孩子早已成年，年轻人也已结婚生子，于98年退出歌坛转而经商的郑智化，与他们青春期的“风雨”一起远去。当生活越来越趋于平乏，提起这个名字，比起回忆那个年代，人们似乎更乐意谈论他是否因《大国民》歌词而入狱的八卦。
那么，当人们听到郑智化在消失了七年后返回歌坛的消息时会做何感想？时代变迁之后，他们是否还有期待？郑智化呢，他还有无当年的激情与犀利？他会否成为又一个崔健、又一个罗大佑——心有余，而力不足？
我就是唯一的郑智化
文／弥散
隐退七年，都干了什么？
郑智化说他开始唱和不再唱都是因为一个赌注。
89年，已在台湾广告界小有名气的郑智化对同事说，我要去唱歌，只唱十年，而且这十年我要过得很好。那位同事自然不信他，与他打了赌：我倒要看看到时你能否做到。之后的事情我们当然都知道：他一共出版了13张唱片，创造了《麻花辫子》、《水手》、《星星点灯》等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成为一名广为人知的人文歌手。郑智化说，99年的告别歌坛，正是为了履行那个只唱十年的诺言。
这听起来有些离奇，他说：“也是腻了，我干什么事情都容易腻，广告的郑智化和音乐的郑智化都作过了，想去作作另外的郑智化。我觉得自己有企业管理的潜质，又逢网络时代来临，就去了美国，学了两年这方面的东西，干起了IT和遗传工程学。”他研究环保手机、研究防癌物质、做网络游戏公司，三者风马牛不相及，“我的身份是公司的监督和股东，仅仅负责这些公司的市场规划、整体方向决策。”
当记者偶然提到“经商”二字时，郑智化激动了起来。他表示，自己不是个商人，而是企业家。“商人不注重公司文化，但这对于企业家来说是很重要的。小时候因为穷，总觉得钱越多越好。但是后来发现，钱赚到一定程度就足够了，再赚就是多余，这些多余的部分会让人很麻烦。当一个企业拥有100亿还事必躬亲的话，那要累死的。我不是个想及时赢利的人，那太无趣。”
“我现在根本不缺钱花”，看来做企业的郑智化再次成功了，同时不可避免地，他对企业管理也腻了。他说，音乐创作是他的兴趣所在，所以现在又回来做音乐。
其实在隐退的这七年，郑智化并没完全放弃歌手身份，他陆续地在秦皇岛、南京等中小城市办过小型歌迷会。他说之所以选择小城市，一是因为当地人相对更难见到他，二来他很忙，太大的演出程序繁杂，没时间去经营。然而天下没有不想站上万人舞台的歌手，郑智化也一样：“说真的，我不喜欢这种小演出。我的音乐是需要现场气势的，不是让几百个人高兴就好，以后要做就做大的。”
记者了解到，期间郑智化每到一个城市演出，都会接见当地的盟友——郑智化有一个名为“郑智化歌迷联盟”的网站，其上会员都是他的铁杆歌迷，他们叫他“化哥”，郑智化则称他们为“盟友”。他说自己是个很平凡的人，能受到人们这样的爱戴已经很满足，当然不会去摆谱。问他对盟友的印象如何，“联盟里90%的孩子都很不错，有人才、有很乖的孩子，当然啦，也有很叛逆的——叛逆不是不好，但是要拿捏好这个分寸。我和他们在一起，像是他们的哥哥。”
郑智化对盟友的感情是深厚的。在南京演出时，当得知一位残疾盟友没有钱继续读书时，郑智化给予了他资助，“他的手不能用，只能用脚。在我确定他很向上后，我问他读到大学需要多少钱，然后把钱交给他。我告诉他们不要对别人说，没想到他们在网上把这事说出来了。”郑智化说自己身为残疾人，公益活动对他有着特殊的吸引力。
重返歌坛，准备好了没有？
此次重返歌坛，郑智化以一首《英雄之歌》作为敲门砖。这首歌还未正式发行时，网上有消息说，这是一首纪念抗日战争的歌，也有人说是首反台独歌曲，让人以为又是《大国民》式的歌词。“在混沌的局势中不放弃我的坚持/在沸腾的喧哗中听见我的怒吼”，倒也没有明指什么。问到创作初衷，他说自己受艺人身份限制不愿多谈，“但是我要说，我对台湾现在的政局很失望。它影响到了岛内的安定，让人心涣散、让经济萧条，对此我非常非常愤怒。台湾是个富地，有很多资源可以利用，但是因为政治的内耗，把这些资源也消耗掉了，这是非常非常愚蠢的。而大部分人民是盲从、易煽动的，他们利用这一点来达到政治上的意图，我觉得这是灭亡的前兆。我为此感到痛心。”他告诉记者，这首歌是在“最近那个新总统”上任的隔天写的，还补充了两个字：小丑。
“当时我没有想到要出版它，只是想写出来自己留念。没想到出版商要做一张合辑，并且会以这首为主打。这次发表我是比较被动的。”这首歌目前被收录在一张网络合辑唱片中。
郑智化表示这首歌不会出现在他之后的专辑里，“这种批评没有长的生命力。时局在变，现在去批评它，可三年过后它又会变成另外一番模样。”他还特意申明，这首歌并不能代表他目前的创作思路，恰恰相反，《英雄之歌》和他曾写过的一些儿歌一样，是个例外，他真正要做的音乐不是这个样子。
那么要做什么样的音乐？谈到目前的创作和将要发行的专辑时，郑智化满怀雄心：“我要做的歌和一般流行乐肯定不同，我是依附于人民的，中国有14亿人民，我要让1亿到5亿人能够接受我的歌。”但谈到具体内容时，他的表达让人有些意外。
“我想写一个像《食神》一样的东西出来。民以食为天，从这里入手，肯定能显现人间百态，李安就拍过《喜宴》嘛。”
“但是做这种歌会比较难，而且如果写出来反响普通，那不如不写，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立即推出《食神》，还不太清楚。”
“因为网络的关系，我还不是很想出新专辑。我想陆续地在网上推出一些歌曲，比方3个月出一首歌，等够10首了，再发张专辑，要么浪费才华。”
当记者问郑智化会不会因为担心歌曲影响力不如从前而背上创作包袱时，他立即否认：“做音乐如果这样就太累了，你只要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那么这首歌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很多歌手患得患失的心态重，前面的成就高，总怕自己越不过，尽力做就对了，做不到，是命。还有就是自己要认清自己是不是在吃老本，如果是，那太辛苦了。我不是这种人，何必把自己弄臭了、晚节不保呢。”
人文歌手，如何看当今歌坛？
罗大佑、郑智化、李宗盛都是台湾流行乐坛被冠以“人文歌手”的艺人。然而他们创作高峰已不在，乐坛又是新人如泉涌、更新极快的圈子，现如今，“人文歌手”这个称呼越来越少被提及到，甚至销声匿迹了。取代他们成为主导流行乐的人，已经是那些被精心包装、华而不实的年轻偶像。
郑智化的逻辑思维很强，言谈中总会脱离歌手身份去剖析评论各种现象。那么他如何评价自己，如何评价当今歌坛，又如何看待人文歌手的没落呢？
“我不需要和任何人竞争，我和别的艺人不一样，我就是唯一的那个郑智化。别的歌手唱的是‘糖果’，而郑智化的歌是一本‘文学书’，它不一定甜，但你会去读。那种一年甚至不到一年后就无人问津的歌曲，交给他们去做吧。这帮人，各领风骚十几个月，那就让他们轮去吧。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井水不犯河水。”
他毫不客气地指出，台湾现在的流行乐，是比麦当劳更速食的流行文化：快，也容易挣到钱，但是不能保证质量。“台湾流行乐坛可以说在华语乐坛里占着主导地位，所以这帮人丢过来什么，人们就去消化什么，大部分人是盲从和易煽动的，这是一个由上往下的过程，”他激动了起来，“他们为什么要丢这种东西让人们吃呢!民众啊，92年你没听过《水手》，你就不知道流行乐可以是这么唱的啊！”
郑智化将包括自己在内的几位人文歌手成为“反抗的人”，他说，从前台湾有一批人通过自己的创作与这种流行文化反抗的人，这些人没有了，那么强暴就变成享受了，“这才是这块土地的悲哀啊！你看如今在台面上的是哪些人？不再是那些懂音乐的企业家，也不是对音乐有热情的投资者，他们是清一色的商人，而且是奸商！”他说在这种状况下，即使有人想接过他们的棒子继续走这条路，也没有机会，活都活不下去。台湾流行乐这个龙头在郑智化眼里，是个假龙头。
对于内地流行市场，郑智化说内地眼界太小，见得不多，即使知道，也做不出来，而且它存在着两个极端，“大部分人都是一窝蜂地跟着港台走，台湾红了个三人组合，那我们也来一个，台湾有中性歌手，那我们也整一个出来，这让人蛮绝望的。”
“还有一些所谓在做文化的人，他们又没有市场，这也很可悲。你写一个东西，多么地用心，没用，唱给你爱人听，她也听不懂，完全是孤芳自赏嘛。像郑智化这样的人，他反商业，但同时也能商业、也能赚钱，这才厉害。不应该闷在胡同里，而要站在黄土高原上，这样才有价值。”
最后他说，这些东西我讲了也没用，它必然会有生有灭，我们就站在旁边看吧，静观其变。
后记：
结束访问时，记者向郑智化确认网上沸沸扬扬的入狱事件是否属实。网上曾有人说，他因为歌曲《大国民》歌词涉及到政治问题而被关进监狱，也正是因此才退出歌坛的。郑智化说，这个我讲过N次了，没有这回事，台湾多自由啊，就是因为自由他们才乱说，谁敢动我一根毫毛，我让他上电视。
还有，市面上曾出现过郑智化一张名为《一生好过》的专辑，随后有人称这张专辑并非郑智化所创，是有人在冒名。问到这件事，郑智化说，跟我没关系，没写过这种歌，名字就好逊，如果我写就会叫“好死不如歹活”。他表示自己也并没有听过这张专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