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手记：2004年8月，汪峰在贺兰山摇滚音乐节上喊出了“摇滚万岁”之后，引起了一些摇滚青年的强烈不满，认为他早已向流行妥协，音乐也已不再属于摇滚；而在大众及各种颁奖礼的评委眼里，汪峰的音乐评判范围却还是局限在“摇滚”单元之内。不管是少数的摇滚铁托，还是绝大多数听流行乐的大众，两边似乎都没他当自己人。要摇滚还是要流行？在这种带有中国特色的音乐分类里，这两种看起来想当然地水火不容的对立风格，在汪峰的身上却体现得有些尴尬。
随着汪峰活跃的舞台范围越来越宽，“鲍家街43号”这个在我们印象中有着英式气质、风格尖锐、科班味儿浓郁的摇滚乐队形象越来越模糊。在2004年之前，听众为汪峰贴的标签是《晚安，北京》，是伴随着压路机的声音轰然而至的有人文色彩的摇滚歌手形象，和香港导演张婉婷在拍摄电影《北京乐与怒》中对摇滚歌手宿命见证的背景音乐。而在2004年之后，随着《笑着哭》专辑的大获成功，那首有着传唱功能的《飞得更高》开始真正流行起来，汪峰也在各种晚会及颁奖礼上频频露面。
2005年12月28日，汪峰推出了自己的第六张专辑《怒放的生命》，里面既有像《怒放的生命》这种有意延续《飞得更高》的作品，也有为奥运会开幕式所写的《我们的梦》——在听众的耳朵里，或许这又是一次矛盾交织的体现。但是汪峰自己觉得，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品有着更高度的统一，对于一些被摇滚青年们斥为投向主流的行为，在“矛盾”之中的汪峰也有话要说。
唱片业的主流应当是摇滚乐
记者：听完这张唱片后，整体感觉挺温和的，你自己觉得呢？
汪峰：我是这么想的，有没有激情，必须由词曲相结合去完整地判断。这种温和可能是一种大的趋势，做了这么多年的音乐，年龄在增长，会有些东西是趋于平静的，所以我现在不会写特别噪的那种歌儿。但在这张唱片里，我觉得还是有许多矛盾和尖锐的东西分布在不同的地方。
记者：你在最近的一次活动中，说自己的音乐要坚持摇滚的风格，那在这张“趋于平静”的唱片中，你觉得这种坚持有哪些具体体现？
汪峰：这张专辑里有《为了让生活继续》、《长安街上》，包括《怒放的生命》，这些歌曲是标准的摇滚乐的主干；像《我们的梦》是奥委会约我去写的，那么我必须抛弃掉一些东西。但首先也是我自己内心认可和喜爱的。其他的像《我爱你，中国》是我一直想写的，但五年前不让我发，直到现在才行。我不希望我的专辑的整体偏离摇滚乐，我做之前就会把这点肯定下来。
曾经我在华纳的某一段时间，大家都觉得我在朝流行的路上走，我觉得挺委屈的，其实就是写的旋律比以前顺了些。可是流行那边，也不觉得我写的是通俗易懂意义上的流行，还是当摇滚来看，所以位置就比较尴尬。后来和公司沟通，就把做摇滚乐这个主干定下来了。但这种音乐风格一点都不妨碍你可以走近大众、被更多的人喜欢。而且我觉得，如果中国的音乐市场能够高度发展，唱片市场的主流应当是摇滚乐。
记者：这张唱片里有些歌儿听起来还是觉得挺熟悉，你有没有觉得你的创作也在走入了一种模式？
汪峰：我明白你所讲的创作模式，我自己也感觉到了。大概是指一首歌到这里是这样，到了副歌是那样。说句实话，这里面有个策略，也就是为什么把《怒放的生命》作为主打，因为它需要延续《飞得更高》。从《飞得更高》那张专辑开始，我就意识到这种模式的存在，为了这句话，我差不多花了半年时间来调整，就是希望能在这张专辑中有一个改变。就具体的歌儿来说，像《雪钟花》，《时光倒流》和《长安街上》这几首歌，就基本上摆脱了这种模式，但是其他的曲子可能还在延续。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是必须要有所突破，但在我没有完全掌握突破的最好的方法之前，我会综合着来。你要知道，如果突破得不好，对喜欢我音乐的朋友来说，他们会觉得这是什么呢？因为你要拿出一个成熟的东西来拿给他们。
记者：从知名度上来讲，你已经挺主流的了，这种生活状况会影响你的创作吗？
汪峰：我选择的生活方式，可能是经历了各种生活后，觉得这样才最适合我。比如现在，听音乐的主要渠道是在车里听收音机，什么样的东西我都会听到，包括特别通俗的音乐。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流俗的一面，我从他们身上可以听到一点点的优点，还有很多的缺点。那个时候我就会提醒自己不要滑向某一面。此外，还听一些对我能有撞击的专辑什么的。从主观能动性来讲，我不拒绝去发现任何人身上好的东西。
记者：那你最近听过一些撞击的唱片是什么？
汪峰：应该说近半年来吧，特别喜欢的是Green Day的新专辑，Cold play的新专辑，还有我喜欢的几个女歌手的专辑，然后就是电子类或者综合类的会听一些，但我不会去记是谁。
记者：你平常去酒吧看一些新的乐队演出吗？
汪峰：看过，但不多。一个也是比较失望，再一个感觉刺激不到我。以前有很多，后来不喜欢这样的生活。觉得还是一般，如果真有好的一定去。
记者：你这几张专辑的风格变化其实都挺大的，听众群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你一直在强调自己的摇滚风格，那么就你自己的理解而言，摇滚的本质是什么？
汪峰：对我来说，摇滚的本质就是不妥协。虽然我的风格有些改变改变，但是也有延续的东西。而且音乐里主要的东西是不会变的。
记者：这个不会变的东西指的是什么呢？
汪峰：都说我过去比较尖锐，现在比较温和。我自己也在琢磨，当初是什么让我那么尖锐？而现在又为什么是温和？其实这些东西归结起来，首先就是你的歌曲的可听性在增加；其次，你进入到主流的无论是听众还是媒体的程度有多少，这些跟摇滚乐是没关系的。而如果你一直听我的唱片到现在，不管是从声音、听觉习惯还是对吉他的运用、编曲思路和歌词的表达，这些整体的加起来，是有一种不变的东西的。
记者：在做唱片的时候你是更愿意强调摇滚乐，还是强调好听？
汪峰：当然，我更愿意强调摇滚乐。但是我写歌的本能它一定是会好听的，这是我一直坚持的。有的时候我也会跟歌迷和关心我的人说，我不愿意妥协或投机取巧的原因是我不想做两头的音乐。有一头是我最擅长的，就是特别极端，表现形式和题材都会很奇怪，几乎听不懂，跟通俗音乐没有任何关系的那种东西——我不是瞧不起那种音乐，也没有偏见，但这种音乐以我从中央音乐学院出来的音乐功底，加上自身已经成熟的世界观去做的话，相对来说要比现在要难。
还有就是，彻底把这些想明白了，投入到流行音乐的制作中去，不带有任何责任心和主观想法，时髦什么就写什么。这问题也不太大，当然不像前者那么难。真是想流行没那么容易的，我选择的就是中间的这种，这也是作为我的偶像的音乐家，和我认定的摇滚乐的主流的东西。就是你不要想着妥协你自己，但是要去提升你自己的能力，然后尽量让更多的人听懂你的音乐。
成熟并不代表衰老
记者：你这张专辑中有些歌词和旋律很容易让人想起许巍。你有没有担心碰到许巍第四张专辑一样的评价，也就是创作人的“中年现象”？
汪峰：我的态度是这样，我同意你这样的说法，但同意的一个前提是我包容它。我说一个问题你肯定不会反对，你拿一支18到20岁的乐队或个人和我们在同一个地方演出。看完了你就知道谁是中年人谁是年轻人了。一个人说话和音乐一样，要往成熟走，但成熟并不代表衰老，也不代表无味。
记者：签约创盟之后，你有了自己有厂牌，也与过去作为签约艺人的身份有些不同。在做这张唱片中，你有和以前有什么不一样的？
汪峰：不一样的就是我同时还要去发现一些新人，并且要特别信心地告诉他们我的一个经验，去帮助他。其他的没有，最起码我在上任的这段时间，没人告诉我要做一些行政上的东西。还是该做什么做什么。
记者：可能做唱片来说，如果歌手销量上不去，就会遇到许多创作上的干扰和限制。但是一般老百姓对音乐是没有判断力的，他不关心是谁唱的，他只要自己会唱就行。在这张专辑中，有没有刻意地去和迎合大众审美的歌曲？
汪峰：这个问题我早就想过，首先我的态度是你绝对不可以去指责任何一个听众。音乐对我来讲，是我的工作、职能和热爱的所在；但是对老百姓来讲，是一种欣赏和享受，是解脱，总体感受是抽象的。那为什么要求别人如何来评价我的歌儿呢？我一直都说，真想让一个人带着一种责任和心态写首畅销金曲来，一般来说是不可能的，真的。此外，我的歌个别容易学会，但是并不好唱，音调和唱得都比较高，可能我的肺活量和老百姓不太一样。
记者：那你自己觉得，有些地方处理得那么高有没有卖弄的意思？
汪峰：没有，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最佳音域，这个最佳音域不代表好听，而是代表他最能释放自己的感觉。当他释放的时候，听众就会有感觉。所以我唱的其实正好是自己的那个最佳音域，如果降三度，大家会好唱些，但这样歌儿就平了。
记者：科班出身的人做音乐，是不是很容易就有侧重于技术的倾向？
汪峰：这个是我从出音乐学院，一直致力于调整的状态。头两三年是真的调整不过来，因为这种多年的学院式教育给我留下的烙印是很深的。但我一直明白，那种学究气对我的害处要比有益处大得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技术太好，而把侧重点放到技术上。我在录音时，我对乐队成员要求永远是这样，如果你的技术达不到，你就不要再这儿，我在这里说的是基本技术。但是如果在你的意识里，技术是占第一位的，那你也不要在这儿，这是肯定的。
记者：你觉得摆脱得怎么样了？
汪峰：到现在，有时候我觉得比很多没有上过音乐学院的人运用的和声都要落后，这也是多年来致力于矫枉过正的结果。有的乐手弹得特别好，可是他一弹那和声，我是真觉得不行，但是从他们的角度，觉得你的歌就应该是这样。对于老百姓来讲，即使是全世界最牛B的和声也毫无意义。当我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马上可能会有一个问题，难道你做音乐就是为了老百姓吗？我肯定会回答不是，肯定是为了我自己。那么这就又矛盾了，永远都是这样。最重要的是做音乐之前，要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思路，就是谁都不为，把你当初为什么搞音乐想清楚就行了。其它都是次要的。
曲线救摇滚？
记者：出这张专辑之后，如果参加颁奖礼，你最希望拿到什么奖？
汪峰：以摇滚歌手的身份去领奖什么的，在若干年前很难，但是现在就做到了。这种事情如果有一两件，老百姓会觉得很新鲜，如果有一百件，他们就习以为常了。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的听众会觉得我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你有没有拿这个奖无所谓，销量也会一样好。但是在中国是被动的。我想拿奖也是基于这个目的。
记者：那你觉得现在的摇滚奖所颁发的那些人，对摇滚乐有什么积极作用吗？
汪峰：如果是完全不搭架的一个人拿了这个奖，会挺可笑的。在这个行业的人或一些懂音乐的听众说不好，再提出抗议，这都没用，最多圈里人口口相传，说把这样的奖颁给了谁谁是个笑话。但是老百姓的关注不会去较这个真，反正没听说过，给就给呗。大家关注的不在这里。
记者：在许多人的感觉里，都认为做流行音乐比摇滚容易，你怎么看？
汪峰：其实无论是《老鼠爱大米》还是刀郎的，能写出来都不容易。我曾经研究过它们的词曲，都属于词曲创作里面的上流作品，但这个评价不包括他的意义和内涵。包括早期的《心太软》，也是词曲配合的佳作。但是我们没有必要对每一首歌都说为什么这首歌不像罗大佑？赋予这个意义就没意思，如果有人喜欢，没问题。而且在中国做摇滚乐，也不可能一下能流行成这样，你做的毕竟是这个，不是那个，也没有必要不平衡。
记者：有不少人认为，汪峰去参加那些晚会、上电视，其实就是对主流妥协了。你自己觉得呢？
汪峰：我从来不这么想。我那样觉得我特牛比，你最好再请我，直到有一天晚会上都是我，可能大家就明白过来了，摇滚乐原来已经占据晚会了。但是如果这个晚会的主题方方面面都透着虚伪，我也会有所选择。但是很多时候，你必须得学会忍受，要怀着宽容的心态。因为每个人都不是有恶意说出这句话来，仅仅是因为不了解，这没有关系，时间会证明一切。最终是怎么着，一定会显现出来。
记者：那你认为你参加晚会，其实是有意识把摇滚乐朝主流的方向推吗？
汪峰：其实有时候，我也想替自己说一些辩解的话。我真是这么想的，而且事实证明我是对的，我就是要这么去争取，并且把握一些机会。如果他们的某台晚会需要我，然后在我看来，这台晚会会让很多人听到这首歌，我可能就去，就这么简单。
记者：那你觉得现在做摇滚乐的一些有偏激想法的人是不是应该跟你学学？
汪峰：他们没必要向我学习，但是可以借鉴我所说的。因为每个人的思路和位置不一样。有些人不应该这么想，他就应该保持自己的本色。而且每个人的能力也不一样，他写出来的歌就是那种风格的，晚会确实上不了。
记者：给奥组委写歌，会不会有人异样地看着你？
汪峰：给奥组委写歌，我可以这么说，能被选上的人，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如果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上由我唱这首主题歌，这并不代表你向主流投降，这多牛B啊。这才叫中国的才是世界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奥运会本来就是世界性的，它只是搁在中国了，所以大家才这么想。如果是在拉斯维加斯，大家也都会说牛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