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颁奖前夕，《新京报》好几个编辑也象模象样地自个投票，将最佳影片大奖授予《金刚》。《金刚》固然好看，但在这些哥们心目中地位崇高至此，恐还有一个原因，在中国的电影院只看得到《金刚》，看不到《断背山》、《撞车》和《卡波特》。
对我等英文不好的人来说，碟市上《断背山》的劣质翻译会大倒胃口。而断背山壮丽柔美的景色也只能在破电视上两折吐血跳楼大甩卖。能这么快人手一张花几块钱看到一部
奥斯卡是中国人之幸，但不能在电影院一饱眼福又是中国人之不幸。
刚好在奥斯卡颁奖前在香港看了《断背山》，——这么说略有炫耀之嫌，但这其实不是我非看不可的电影，如果要挑我更想看《卡波特》——于是更痛感应该把那张《断背山》的碟扔了。
我是在油麻地那家百老汇影院看的，那是全港最有艺术味的影院差不多也是唯一可能会放些“非商业艺术片”的影院(但也算不上欧洲意义上的“艺术院线”)。比如，尽管《卡波特》在欧美其实也挺热门，但此等“艺术片”在香港只有在这家百老汇才看得到。百老汇的另一吸引力是它隔壁那家叫做“库布里克”的书店。
除了影院画面的震撼，令人舒服的还有字幕翻译，和手头那张碟的简单粗暴自有天渊之别，粤语方言的生动活泼令对白生色，比如按普通话国语会译作“笨手笨脚”，在这译作“鸡手鸭脚”，绝妙！香港文化艺术机构早已形成敬业和严谨的传统，把“Back”译作“背”，当然比莫名其妙的“臂”更准确，不知《断背山》出自何人译手，这样的无名英雄在香港比比皆是，而有的其实就是资深影评人或翻译家。诗人黄灿然常为话剧作字幕翻译，而迈克、罗维明等影评人不单参与策划电影节、电影回顾展，也时常贡献译笔，包括给国外电影起个中文名——此中大有奥妙。
最新的例子是《卡波特》，在香港被译作《冷血字传》，这四字真是有型酷极，杜鲁门·卡波特当年在美国不仅是大作家兼名记，而且是社交明星媒体宠儿，但在中国实在不大为人所知，“冷血”二字夺人眼球但并非徒有商业噱头，卡波特最广为人知的即是写一桩冷血杀人案的报告文学或新闻文学的大作《冷血》。
可惜错过了百老汇影院的《冷血字传》首映，估计以后也只能以碟解渴，但想要求有好的字幕是不切实际的，即使面对的是以文才口才精妙闻世的作家，卡波特的《蒂凡内早餐》(后来改编为赫本主演的那部名片)，被另一位大作家菲利普·罗斯评价为“不可易一字”。
然而跟盗版商谈文学讲翻译，当然是与虎谋皮对牛弹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