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播门事件”发生后，我采访中央台体育部的人，张斌说：“这就是一个娱乐时代的典型事件。”韩乔生也说：“这要是搁在早几年，他死定了。”中央台的另一位高级编辑师旭平说：“今天的媒体就是货币至上，娱乐至死。”这三个人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一个问题，娱乐时代有它一套娱乐的玩法。黄健翔非但没有被娱乐至死，反而为娱乐提供了真正的猛料，他在人们的担忧中因娱乐而重生。
这看上去是件很荒唐的事情，而娱乐的真正精髓就在于它的荒唐，卓别林因荒唐而带给人们娱乐，侯宝林因荒唐而带给人们娱乐，不管卓别林还是侯宝林，如果他们的作品里缺少荒唐，充其量也就是个张铁林。可见，荒唐的意义。当然，斯大林也荒唐，他并没有给人带来娱乐，因为他强加于人民身上的是一种荒唐的意志，人民只能感到痛苦。而我说的荒唐实际上是人们主动把一种正经的东西进行消解，变成能娱乐自己的东西。
比如“解说门事件”，按正经的版本发展应该是，中央电视台因黄健翔违反工作纪律，停止他在德国的解说工作，回来后追加处罚，严重的可以开除公职，于是这件事也就告一段落。但是在娱乐时代，一个公众话语可以随处聒噪的时代，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出人意料的逆转，当网民在对这件事情进行大规模的是非争论时，实际上就把黄健翔推向了娱乐舞台，此时黄健翔已经身不由己，中央电视台也失去了对舆论控制的能力。一个严肃的纪律问题，转瞬间被消解成娱乐事件。之后，各种版本的恶搞开始在网络间流行，这时的黄健翔，对错已然不重要，此时的中央电视台，在对如何处理此事上也不会轻易决断，因为黄健翔真正造成的重大影响已经不是“情节严重，影响极坏”的问题，而是他在人们心中的娱乐价值大小。
当李咏大言不惭地说他已经探测到央视娱乐的底线时，黄健翔的一声嘶吼让李咏如梦方醒：原来我还站在河岸上，这个号称央视最娱乐节目的主持人，其实还没有进入娱乐状态。娱乐就是这样，你李咏不管在节目中如何做鬼脸，都不是娱乐，但是当他站在他的保时捷跑车面前，他就娱乐。
如今讲究互动，比如现在电视台一弄什么节目都要跟观众互动一下，于是就说我们的时代开始娱乐了，但这仅仅是一种初级互动，话语权仍掌握在电视台的手中。最近一段时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最终都走向娱乐，它跟互动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可以称之为“全民联动”。每个人都有娱乐“事件”的权利，就连河北发生了一次轻微地震，都能被人拿过来娱乐一下，你还有什么办法呢？
一个本来不太会娱乐的民族，一个本来还没有进入真正娱乐产业的社会，一个还让我们找到太多娱乐元素的氛围，居然全民皆娱乐，这本身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为什么人们爱如此娱乐？可能是我们太缺少娱乐。为什么要用娱乐的方式消解掉一些东西，它消解掉的是什么？我始终认为，当人们不知道如何排除内心的压抑、郁闷的时候，他会在生活中找个乐子来缓解一下。当这种动机变成话语权的表达，那又意味着什么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