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是否还有对世界质疑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如何才能统一？这是崔健近年来一直关注和追问自己的问题
从2002年8月7日的北京开始，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崔健向中国乐坛的假唱行为打响了宣战的第一枪，发起了影响深远、一呼百应的“真唱运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这一运动波及全国，青岛、深圳、西安、南京、徐州、杭州、上海、南昌、烟台等地音乐人纷纷
响
应并邀请崔健前往，声援、支持崔健的这一个向假唱动真刀真枪的理想主义事件。
崔健，只是那么一个人而已，但一出现却是一个事件，一个关系到文化的事件。当曾经整个社会都在谈论着崔健的时候，他这个人却在纷纭众说中变得越来越捉摸不定。简单的崔健？独特的崔健？固执的崔健？善变的崔健……不管人们如何断言他，有一点却是公认的，崔健不仅是中国最具影响的摇滚歌手。出于对文化、社会和一个人的兴趣，让我们真切地端详一下这个人们即熟悉又陌生的形象。
谁能想到，以富有金属性和穿透力的演唱而被誉为“中国摇滚之父”的崔健，在台下却是那样的淡泊宁静。此时此刻根本难以相信那憾人心魄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就是从他那不高且瘦的身躯中喷涌而出的。只见这位摇滚歌王信手抚弄着心爱的吉他，目光凝重地说：“有人以为摇滚音乐只是一种情感的宣泄与流溢，不太注重其内在的东西。其实摇滚乐也是一种文化，学识与造诣是衡量一个表演者的计算器，惟有真诚地倾注了你内心的全部热忱与挚恋，你才能真正体味到摇滚乐的底蕴与内涵，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摇滚乐。”
今年8月的第一天晚上，我和崔健通完话后约好去了刘元刚开业不久的新CD酒吧。
新CD酒吧位于农展馆南侧的一条长廊尽头，刘元说，以后老CD酒吧专门做摇滚演出，新的则专做爵士乐演出，这是他多年的梦想，我开玩笑，说这地方有点像老干部活动中心。今天酒吧里十分安静，没有外人，刘元和一个朋友在下围棋。我刚坐下要了一瓶科罗娜，崔健走了进来，他依旧戴着那顶标志性的缀着红五星的白帽子，穿一件蜡染的浅蓝色T恤和短裤，我们正聊着，看见王迪、张蕾等提着一个大蛋糕进来。再过一个多小时，就是崔健的第41个生日。
朋友们都陆续到了，人不太多，崔健只邀请了十几个最好的朋友。这已是我连续参加的崔健第四个生日聚会，1999年和他的父母亲一起吃朝鲜冷面，2000年和乐队成员一起，还是吃朝鲜冷面，2001年的聚会人最多，也最热闹，那是大家一起欢送他从三字头的人生向四字头迈进。有一段时间，他特别恐惧那种生理年龄进入中年的感觉，他特别希望自己的年龄能够永远处于暂停状态，在20至30岁之间，那是一种燃烧力量和激情的年龄。去年的崔健在心态上特别抗拒自己已经人到四十的事实，在去年生日前一天，他还特别珍惜的说自己才30多岁，为此他的发小兼最亲密的搭档刘元总是借这开他的玩笑。
崔健也更愿意说自己是年轻人，他也始终关注年轻人，因为年轻人首先是生命力的象征，是希望的象征。他与同代人更多属于情感的沟通，但他觉得做音乐应该是做有力量的音乐，应该是提出年轻人应该提出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老人提出的问题。人到中年，是否还有对世界质疑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和理想主义的激情如何才能统一？这是崔健近年来一直关注和追问自己的问题。
大家给寿星戴上生日的冠冕，许完愿，吹灭蜡烛，崔健给每个人分蛋糕。这样的晚上怎么可能少得了他的音乐？
调好弦，坐在瘦高的吧椅上，这个人用一把木吉他，只一声轻拨，便把所有在场的人都领回了各自的青春年代。从王迪、刘元、艾迪……到后来者如我，这此刻所有的人都是因为音乐和他走在了一起，走到了现在，并用他的音乐见证着彼此一去不返的那无数个激情燃烧的岁月。
这个晚上，是中国摇滚乐的一部浓缩史，崔健即兴弹唱了许多十几年来从未在公开演唱会上演唱的歌曲，包括他唱过的第一首英文歌，他在《一无所有》之前的早期作品。就连像我这样一个坚决主张他在演唱会上只唱新歌尽量不唱老歌的人，今晚也大声嚷嚷着说：“要老就老到底吧，《浪子归》！”他抬头看看我，笑笑后轻轻唱起来：“又推开这扇篱笆小门今天我归回，不见妈妈往日泪水不认我小妹妹，昨天我藏着十二个心愿，一百次的忏悔，今天我回到她的身旁……唱不下去了，太腻味了。”大家快乐地哄笑起来，笑完的那一瞬间，我感到一股潮湿的东西盈满眼眶。
这个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被人称为“老崔”，被称做“摇滚之父”的人，用爵士，用蓝调，用方克等不同的风格即兴演绎自己的那些已成经典的歌曲。他时而弹吉他，时而弹键盘，时而敲鼓，时而和刘元、艾迪、陈劲等即兴协奏，他的兴致很高，他的心情很好，他注定为中国的摇滚乐而生，他的血液和音乐仿佛与生俱来地融合在一起。
这么多年以来，不管风雨飘摇，他始终如一，率真、诚实而自由地歌唱。他是我在这个时代所见到的为数极少的从不肯宽恕自己的人，是我在这个浮躁的光阴中所目睹的最为沉静的灵魂，我时常为自己能够和他生长在同一个时代而感到幸运。媒体在说崔健老了的时候，总是以他的头发来佐证，他的头发变得稀少只是家族的遗传，和年龄无关，他们不知道来自崔健音乐内部依旧强大的力量不是来自头发，而是来自心脏。
走出新CD酒吧，尽管已是凌晨，户外的气温依旧沉闷躁热如蒸桑拿，我和崔健在农展馆前的小广场又聊了一会即将展开的“真唱运动”的诸多具体事宜，8月7日下午4点，崔健将在老CD酒吧举行“真唱运动”发布会，他希望所有支持真唱、反对假唱的人，不管是歌手，还是听众，都能来参加，崔健不希望这只是一个人的运动，尽管他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
我们心绪都意犹未尽，街上涌动的车流不多，高远的钢蓝色的天空上，一枚半弯着的月光静如处子，新的一天正缓缓而坚定地到来，就像我们对未来，对许多事情的期盼。在这一刻，在这清晨的北京，我在内心只是默默地又说了一遍：老崔生日，摇滚快乐。
崔健是朝鲜族人，1961年8月2日生于北京东郊幸福村。20岁那年，考入北京歌舞团任小号手。这时，历史已进入80年代。
这时，崔健那吹小号的喉咙有点痒，他仿佛感到有种新的音流需要直接从嘴里唱出来。他不知不觉地抱起了吉他，很快，他超过了老师——一位蒙族工人。1983年的初冬，他随北京歌舞团外出表演，闭幕后与伙伴们在后台闲聊时，随手弹起了吉他，唱起当时曾风靡一时的《草帽歌》，那苍凉凝重的歌声顿时把大家深深吸引住了，一位姑娘还感动得当众痛哭流涕。从这时开始，一种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撞击他不再哼别人的曲唱别人的歌了。他感到有种表达的冲动正在驱使他抓起笔，于是他写下了有生以来的第一首歌——《我爱我的吉他》。
从此，崔健一发而不可收，又写下了《艰难行》、《浪子归》等歌曲，并灌录了《梦中的倾诉》、《新潮》等盒带。
1985年，崔健写出了他的、也是中国的第一首摇滚作品《不是我不明白》：
“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我忽然感到眼前的世界并非我所在/二十多年来我好像只学会了忍耐/难怪姑娘们总是说我不实实在在/我强打起精神从睡梦中醒来/可醒来才知这个世界变化真叫快……”
这是迷惘、困惑的年轻人面对眼前物欲横流的世界发出的第一声质疑，它也奠定了崔健摇滚乐的品位：摇滚乐不再是囤积个人情感的垃圾堆。对于崔健来说，仅仅写几首抒情的流行歌曲，发出一阵呼声，是远远不够的。他必须是摇滚乐手兼思想者，他必须使自己承担一种更为艰巨而徒劳无功的任务，他必须向认识的纵深发展。
没过多久，崔健便写了那首后来几乎家喻户晓的《一无所有》。他根本没想到，这首作品竟会成为中国摇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并且撞出一个时代的大漩涡。谈到初次演唱这首歌曲，崔健陷入深深的回忆中：“已经十年了，当时是1986年，为纪念国际和平年而举办内地首次百名歌星演唱会，当我走上舞台面对成千上万的观众时，我突然感到腿有点哆嗦，嗓子有些颤抖，心怦怦直跳。”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如此直接、如此准确、如此强撼地表达着当代人的心灵独白，这是一种在生存环境中创巨痛深的震颤，既沉沦又激昂，既残忍又柔情，既颓废又真诚。
“过去我不知什么是宽阔胸怀/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过去我幻想的未来可不是现在/现在才似乎清楚什么是未来……”那像电光一般突然闪现出来的重大意义，无论如何，你只要听到它，就不能不把它誉为杰作。崔健的音乐就本质而言是极其中国的，他的精神旅行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崔健选择了这个红色革命的主题，意义不辩自明。他讨厌奉为时尚的金黄色调，因为这象征着金钱和商业，他宁可要代表理想的鲜红色，他甚至幻想摇滚乐能重新构筑年轻人的“红色理想”，他自称自己是“红旗下的蛋。”
“红彤彤的心它放着光辉/照得我这双手变得发黑/手中的吉他就像一把刀子/它要割下我的脸皮只剩下张嘴……”
自1988年1月在北京中山音乐堂举办第一次个人演唱会至今，崔健和他的“新长征路上的摇滚”演唱会，已摇滚过了北京各大院校、郑州、武汉、西安、成都、广州、沈阳、香港、汕头、厦门、长沙、珠海、兰州、太原、南京、合肥、昆明……激起一个又一个城市的震荡。他同时还具备了越洋作战的能力，1989年3月，赴英国参加亚洲流行音乐节；4月，赴法国参加“布日之春”国际摇滚音乐节。其后，又赴德国、日本、加拿大、美国等从事演出，大受欢迎。1991年10月其独立完成的电视音乐片《让我在雪地上撒点儿野》，又在美国荣获三大音乐节奖之一——MTV大奖“观众最喜爱的亚洲歌手奖”及“全球十大青年艺术家”称号。他的摇滚专辑分别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1989)、《解决》(1991)、《红旗下的蛋》(1994)、《无能的力量》(1998)。
摇滚乐，一种崭新的音乐形式，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崭新的观念方式，在中国青年之中开始传播。在中国当代文化史上，崔健，无疑将占有一席重要之地。
做为中国青年摇滚运动的先行者、思想者，一个时代的精神代言人，崔健在社会扭曲的时代凤凰涅磐般超越了自我，他用意志的力量承担了自己作为现代人所体验到的时代和生活的全部苦难及沉重，并在一无所有中负载着这一切前行。他尖锐、愤怒的节奏穿透并撕破了一切，他的疯狂不但没让我们醉生梦死，反而振聋发聩，使我们在生活的磨洗中日渐麻目迟钝的感觉回复清新清醒，对生命的理解更加明确和执着。而对他充满血性和力度的生命激情，我们除了激动和冲动，更有一份感动。他像一道鲜红的闪电，洞穿阴暗，照亮了一代因为丧失信仰而贫血浮躁的内心世界。是否喜欢崔健，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你是否是一个具有真正感觉的人。他以先知般的觉悟、勇气和才华，为我们的时代所做出的特殊功业，注定是无法重复的。
记得在丽江雪山音乐节筹备期间，有一次他说和音乐节董事会发生了冲突，原因是关于开新闻发布会要不要给记者发红包的事，董事会认为按惯例应该给记者发红包，崔健则认为没必要。
我同意崔健的看法，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艺术家的原则问题。如果崔是明星，我赞同给，但崔是艺术家。我认为艺术家和明星的区别在于：明星是商人制造出来，通过和媒体合谋倾销给人民的一种精神速食品或可口的垃圾(既然是为商人服务，媒体自然要拿到相应的服务酬劳)；而艺术家则是直接从人民中来又回到人民中去的一类人，他不是商人制造出来的，更不是媒体炒作出来的，而是人民之中作为一种呼声、代言或预言顺应时代自发涌现出来的，他只传扬人民自己的声音，和商业、媒体无关。也正因为如此，艺术家是不能为商业、媒体所操纵并顺服的，一旦妥协，便是一个艺术家堕落为明星的开始。
崔健非常赞同我的观点，我也希望他不要妥协，他说他已和董事会声明过，如果给记者发红包的话，他将退出。但他同时认为董事会很可能瞒着他给记者发红包。我对崔健说一定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不坚持，这件事很可能成为他的历史中的一个小污点。他说自己已经有一个污点了，就是《我的父亲母亲》那部电影。
我认为，以崔健现在的地位，还要给媒体费用，实在是心虚、不自信的表现。可以光明磊落在媒体做广告，也可以让一些重要媒体去现场，但决不能给新闻从业人员行贿做有偿新闻。这一切，都只因为崔健是艺术家，而不是明星。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崔健说，我帮他推掉了许多托我联络的采访。他说他自己也推掉了许多采访。我认为他在媒体上已经出现的太多了，人们快要认为他只是一个公众人物，而不是一个单纯的音乐家了。如今的崔健，已经是一个小女孩的父亲了。当人们问他如何看待成功时，他说：“成名只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并不是成功的象征，仅仅是一种社会承认。成功是阶段性的，决不是终极。我十分希望在我们每个人都负有责任的这块土地上，干一些实际的事，解决一些真正的矛盾，通过我们的音乐，让社会，让大众更加重视艺术，重视‘人’，重视我们自己，以此带来新时代的文艺复兴和人格复兴。”
撰文/江小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