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周各个报纸的文化版都在热评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我去看了，确实是一部好戏。结构完美，戏剧语言圆熟，表演淋漓尽致，而且居然让我由衷地发笑。耐人寻味的是，赖声川选择了相声，这种最民间最大众的方式来表达知识分子的社会立场和历史观念。

　　据说从《那一夜，我们说相声》到这部《千禧夜，我们说相声》，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几乎拯救了台湾濒死的相声表演艺术。这种拯救既是艺术上的也是商业上的。它抽取了传统曲艺的精华，注入到西方戏剧的结构当中，佐之以思想的香料，做成了一个色香味俱全的拼盘。这个拼盘自然争取到了以知识分子为主的更多观众。所以，我看到很多评论里都提到，这是内地相声艺术的一条出路。

　　但是且慢。我在欣喜之余所想的是，这个拼盘摒弃了哪些人？

　　戏中有好几次，比如当说到“战争赢了”和“结尾学”的时候，包袱抖了出来，里面包裹的不是笑料，而是苦涩的哲学。于是观众都没有笑，而是在短暂的沉默之后报以了掌声。照我的理解，这是剧作者直截了当地抛出了思想的重担，而台下训练有素的观众便恰如其分地承担了。那么这些观众是什么人呢？是学生、艺术人士，是知识层次较高的话剧爱好者。也就是说，大家原本是来看话剧的，不是来听相声的。而那些平时会在电视里听相声看小品的老百姓是不会花一百多块钱坐在长安大戏院红丝绒的座椅上欣赏这出戏的。

　　这真的就是相声的出路么？

　　绝不是想苛责。只是想说，不要迷信。当一种艺术形式争取到了一群观众时，它会丧失另一群，此事古难全。文学艺术真正做到“雅俗共赏”其实是很难的，因为“雅”和“俗”相互之间并不了解，有时全凭想象。什么样的作品真的可以做到让从民工到大学教授的各个知识层次都会喜欢，而且喜欢得很由衷、没有一点勉强呢？我想了半天也就只能举出两个例子：金庸的小说和侯宝林的相声。

　　我的公公婆婆今年快70岁了，和小孩子一样热爱电视，也爱看相声和小品。我由此发现，其实各地电视台的各套节目里都有很多相声和小品。虽然身为文学青年的我并不喜欢看，但作为一个有经济学常识的人，我不由得在想，这种节目之所以一直在放，一定是因为收视率并不低。那么是谁在电视机前默默地看、放怀地笑呢？我猜一定不是在报纸上写文章批评相声艺术没落的那些人，而是王小波所说的，那个话语圈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

　　“俗”的东西就像剧中贝勒爷嗤之以鼻的那碗“香喷喷、热腾腾、没有米虫和石头子的大米饭”，可它对说相声的乐翻天来说却是一种“美”。可惜乐翻天不掌握话语权，不能给“美”下定义。

　　相声小品们确实俗不可耐，但像《红星美女》那样思想苍白、结构混乱的现代戏剧们未必就不是精神垃圾。因此对我来说，“俗”并不可怕。我最怕的其实是打着各种“主义”招牌的矫情。因为对乞丐身上的破衣人人心明眼亮；而对于皇帝的新衣，我不敢保证每次都说真话。小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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