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一直是中国文化界的焦点人物，这次的《借我一生》也不例外。事件的焦点还是集中在余秋雨的“文革”问题上。而余秋雨也再次声明自己在“文革”期间是清白的，“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伤害他人的事。”对众人关心的他参加了“文革”写作组并以“石一歌”笔名发表文章一事，余秋雨则郑重发出悬赏：“有人如能指出我用‘石一歌’的笔名写过一句有他们指控问题的文章，只要一句，我就支付全年薪金作为奖励。”
按照过去的经验，余秋雨的任何一次自辩，换来的都将是更为汹涌的批判风潮———这次由于余秋雨花了十几万字的篇幅来详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估计引发的争议会比任何一次都大。兹事体大，余秋雨不可能不辩解，他的批判者也不可能不深究，僵局还将继续。只是，这样的文化争辩多少有点令人担忧：文化界会不会因此出现一种扬道德而贬专业的思想倾向？目前对余秋雨的批评会不会超越正常的文艺批评界限，演变成新的文化暴力———而任何一种文化暴力的重演，最终伤害的都将是文化本身。
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批判之后，余秋雨等人有没有可能获得批判者的同情和宽容？或者说，大家能否不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回到一个更尊重事实和更理性的语境里来著文和辩论？也许，今天的中国，对于余秋雨这样卓有成就的文人，宽容他比批判他更为重要。
现在对余秋雨的批判，罪名越闹越大，帽子越戴越高，什么“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四人帮帐中主将”，这些谁都承担不起的重大罪名，都冠在了余秋雨头上。这时，即便余秋雨真的有错，再要他低头认错，也已经很难———他只要承认其中的一个小错误，最终就可能将所有的罪名都坐实在他的头上。余秋雨深知这一点的危险，所以只好硬着颈项往前走，如他自己所说，“我怎么能低头？”
值得深思的是，那些把余秋雨说成是“文革余孽”、“四人帮文胆”的批判者，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出强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即便一度公认是余秋雨所作的《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和《走出彼得堡》两文，最后也被证实为是胡锡涛等人所作，实与余秋雨无甚关联。余秋雨的“文革”表现其实是一个十足的疑案。但一般读者未必了解这起疑案的内幕，轻信不实传言者也不在少数，这种情况下，余秋雨会对批判者和传媒心存不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作为著名的文化学者，余秋雨当然是可以批判的，但任何的批判都必须以事实和证据为前提，也必须在理性、负责的语境中展开。关于余秋雨的历史问题和散文得失，显然需要一场更严谨的历史考据和文学分析来为其定性，但在没有发现新的罪证以前，余秋雨的那点历史问题理应获得宽容———罪责比余秋雨严重得多的人都已获谅解，我们没理由让当年才二十出头的余秋雨独自为“文革”忏悔。毕竟，任何一个从艰难岁月中爬过来的人，都不敢担保自己是完全清白的，余秋雨是这样，余秋雨的批判者也是这样。
当然，宽容余秋雨，并不等于要为他开脱什么，而是给余秋雨一个冷静的反思空间，同时也提醒余秋雨的批判者：批判余秋雨，除了要找到更有力的证据外，或许也该换一个角度了———如何让自己的批判既符合现代理性，又能准确地命中目标，这值得余秋雨的批判者深思。如果反反复复说的还是那些不能坐实的所谓“罪名”，并据此将余秋雨的学术和散文成就也加以抹杀，那再有耐心的读者也会厌烦的。
□本报特约评论员 谢不语(青年文学评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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