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余秋雨在“文革”期间究竟干了什么，我不感兴趣。说实在的，那个年代的人没有抡棒子把别人打死，已经算得上是个好人了。余秋雨花几十万字在《借我一生》中孜孜不倦地证明的也无非是这一点。倘若他没有在《学习与批判》之类的杂志上发表几篇烂文的话，那他几乎真可以称得上是个“好人”了。
纠缠于余在“文革”期间的所作所为，只能抹煞“余秋雨批判”这一文化行动的真
实意义。余秋雨本人似乎也很清楚这一点，他不厌其烦地纠缠于那些陈年旧事的细枝末节，充分发挥了“海派文人”的特长，用鸡毛蒜皮来抵御批判的锋芒。余杰等人以为抓住了余秋雨的“文革”小辫子，其实那只是一个假发套，他随时可以扔出去，来一个金蝉脱壳。
“余秋雨批判”的意义并不在于要把他个人搞倒搞臭，而是作为散文家的余秋雨，他所代表的文化趣味、精神倾向和价值立场是值得认真反思的。余秋雨代表了中国文人在现实世界中左右逢源、如鱼得水的典型品格。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时代的宠儿。从《学习与批判》时代到市场经济和民族主义泛滥的时代，余总是能恰当地挠到主流文化的痒处，他实际上是接过了杨朔的接力棒，他用虚夸的民族主义热情，替换了杨朔散文中的“革命”意志。另一方面，与杨文的赤裸裸的高亢讴歌不同，余文用窃窃私语和交头接耳向主流暗送秋波。历史和文化的灿烂碎屑，掩盖了这一切，因而显得更为隐秘和暧昧。
通过他的散文，总是可以看到他在历史迷雾所笼罩的深闺中，向现实发出迷人的媚笑。这种迷人的笑容，很容易被一般读者理解为文化本身的光芒，他们甚至感谢余用虚伪的文化光芒照亮了自己蒙昧的双眼。正是在这种暧昧不明的状态下，余文赢得了市场。在文体上，余文则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化之最恶俗和浮夸的一面。有人把这种文体称作“娓语”的当代复活，但这种变异了的、用来向主流和市场双重献媚的“娓语”，不如直截了当地叫做“媚语”。
张闳(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