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在《借我一生》中谈到自己在“文革”写作组的经历时，能掩饰的就尽量掩饰，不能掩饰的就公然造假。这不是失忆、错忆，更不是艺术虚构，而是凭空编造。
如他说自己在“文革十年间从未参加过任何大批判”，就是典型的谎言。被余秋雨称为“最权威的证人”的胡锡涛，就曾在《“文革”中余秋雨及上海写作组真相揭秘》一文中明确指出：余秋雨曾三进“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写作组系统，即1968年参加江青授意的批
判前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小组；1971年由胡锡涛推荐进入“石一歌”小组；1973年又调入更核心的康平路写作组本部，总共“在写作组呆了大约三年半左右”，以至成了上海写作组“第一号种子选手”。经过上海写作组第一把手朱永嘉的亲自安排，张春桥、姚文元于1975年接见了余秋雨。当年余在和我打官司时曾把这篇文章当证据提供给法院，可见他也默认了这些事实。
我觉得余秋雨至今还生活在“文革”阴影中，还改变不了“文革”思维和“文革”语言。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久前的所谓“连环官司”就是一场“小文革”；他一再把批评他的人称为“诽谤者”，尤其是对敢于揭露真相的历史见证人、华东师范大学孙光萱教授作了百般嘲讽，甚至进行人身攻击；另一方面，又把敢于挺身而出批评余秋雨的原清查写作组组长夏其言老人加以丑化，把他描绘成被余秋雨这个反清查“英雄”不断“缉查”和“穷追不舍”的手下败将。这不仅是对夏其言的个人攻击问题，而是关系到如何评价当年上海市委清查“四人帮”及其余党的成绩问题。
余秋雨在自传中十分厌恶“那些揭发专家”，可他自己就是这种“专家”。去年他与专挑《文化苦旅》等书错误的金文明论战，不敢跟金正面交锋，而改用“揭发”（其实是编造）金文明不是《辞海》编委这种手法来分散读者的注意力。在这本自传里，他又用了同样的手法，不敢正面回答孙光萱披露的余秋雨曾帮姚文元修改旧著、做资料准备一类的要害问题，而改用“揭发”孙光萱（即文中的“金牙齿”）自己如何与上海造反组织“工总司”来往密切等“问题”以图转移目标。
要说这篇自传有什么重大突破，那就是借文学回忆为名为当年“四人帮”控制的“写作组”的罪行与兽行开脱。如自传第七章说，这个上海市委“写作组是一个编入政府系列的行政管理系统，而不是什么阴谋集团。”这里不禁要问，这里讲的“政府”是哪一个政府？凡是没有得历史健忘症的人都知道，张春桥是当时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姚文元是第二书记。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就请看看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究竟是如何给原上海市委写作组和原北京两校大批判组定性的：它们“连篇累牍地炮制反动文章，宣扬这个反革命政治纲领，充当‘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急先锋。”
古远清（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