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大学中文系和苏州大学文学院联合举办一个中国文学史国际研讨会，据媒体报道，会上传出消息，到目前为止，我国已出版1600余部中国文学史，并且还在以每年十余部的高速产出，与会学者对此表示担忧。然而笔者以为，面对这一数字本身的抽象的惊恐不仅遮蔽了时代的进步，而且会掩盖其中真正令人忧虑的症结所在。
在并不很遥远的以前，中国学校使用的教材都是统一的，大学里和中国文学史教材
联系的也就是郑振铎、唐弢这样几个名字。所有的学生都接受格式化的文学史训练，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几千年的文学史被统一成了几个序列和一些排名，并且罢黜百家，惟我独尊。
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发展相比，中国文学史教材的高产期不仅是该来，而且来得太晚。七八年前，当沈从文、张爱玲等人的作品早已在大学生中传读时，笔者就读的大学还在使用上世纪50年代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而在那本教材上，沈、张等人或者一笔带过，或者根本没有立身之地。
1600部中国文学史，远不如一部中国文学史来得可怕。汕头大学的王富仁教授说的好，对于文学史多量、多产的现象，不应该局限在专业的领域来看待，各个大学的老师结合自身教学特点来编写教材已经形成风气，能写文学史的不再是极少数人的特权。在数量高涨的背后，是思想的高涨。近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教材中，有多部赢得了学界的瞩目。如章培恒、骆玉明编著的古代文学史挣脱了阶级分析法的阴影，钱理群等编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重新确立了沈从文等作家的地位，陈思和等编著的当代文学史揭示了1949年后国“潜在写作”的存在。这些重要的评判和发现，正在为文学史做着非常有益的补充。
当然，正如很多专家所言，高产的同时存在着编写质量良莠不齐的问题，但这是一个平民主导的社会任何领域都存在的问题，它本身并不是一个问题。在经济规律的作用下，优胜劣汰迟早会发生，真正有价值的著作会水落石出，历史会帮我们选择历史，
然而值得我们警惕的是，以上关于经济规律的假设是一个理想的情况。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教材出版直接与编著者与出版社的利益挂钩，所以很多根本不具备学术实力的地方性大学或者专科性学院也在出版文学史，而他们的读者就是本校的学生。
推而广之，甚至那些确实有学术实力做支撑的大学，他们选择本校自家人编撰的教材也并不一定是处于学术水准的考虑。简单的说，中国大学的教材出版，是一个跑马圈地的过程，而马儿都绕着自家的地跑。
这是与会的专家知道而没有说出来的。这才是1600这个数字背后的忧虑。 牛文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