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希望话剧因此沦为小众的艺术。因为话剧是在剧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内演出的作品，它应该触及一个群体共同的喜怒哀乐。
●问题在于，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戏剧方式、戏剧美学来讨论这个社会更多的人关心的议题？所谓“传世”绝不是“做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也绝不是在实验室里经过精心调配做出来的。
在我看来，牟森的关键词提的非常有效，至少把许多混杂在一起的、彼此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这样，更方便创作者检讨自己，也更方便观众做出选择与判断。
奇怪的倒是种种看似矛盾的东西怎么就真的混在一起了？比如先锋的、实验的却因为机缘凑巧与商业结上缘。后来某些所谓先锋戏剧者会因为观众不买账而暴跳如雷。
这情形颇似中国当代的社会现状。当然，现在似乎能够辨识得清楚些了：至少商业戏剧越来越赤裸裸，虽然还没到以商业为荣的阶段，却再也不用躲躲藏藏却直奔消费者的腰包而去，至于能对话剧做些什么，那当然不关他什么事。
至于实验戏剧，如今的气色也不见好。一般而言，实验戏剧能够获得学术界的认可要比商业回报更有价值。可大多数的实验戏剧怎么看也都没有超越上世纪80年代翻译过来的几本西方现代戏剧理论。即使是学界无知，可实验戏剧本身缺乏创造性也是事实。
戏剧本来就很多元。创作者的目的也不尽相同。有的人在为赚钱做戏，有的人在为国外戏剧节(那些观众不可能懂得你的语言)做戏，有的人在为探讨戏剧表达手段的可能性做戏，有的人在为自我表达的需要做戏：试想，因为种种不同出发点而完成的作品，怎么可能混杂一起？又怎么可能拿不同的标准去互相要求、互相讥讽呢？
也因此，在目前的境况下，真的要探索中国话剧的未来实在是困难重重。焦菊隐那一代人完成了现代戏剧的本土化，功莫大焉。那一代人共同创建的人艺风格到今天也还有着顽强的生命力(《茶馆》、《雷雨》甚至《万家灯火》的高票房就是证明)。焦菊隐先生的特殊性在于，身为俄苏戏剧的专家同时亦做过中华戏曲学院的院长，对两种戏剧文化熟悉且深有研究。而如今，我们在这两个方面的介绍与研究都止步不前，甚至是破坏大于建设。从林兆华对戏剧未来的担忧与孟京辉对自己“破坏了之后该立点什么”的反思，让我一样深感惶惑的命题是，没有一种深厚的知识与文化的储备，从哪里创造？
但在探讨中国话剧美学发展的未来时，在我心里一直有个前提：不希望话剧因此沦为纯艺术而必然是小众的艺术———当然如果它必须如此谁也没有办法。原因很简单。话剧是在剧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内演出的作品，它应该触及一个群体共同的喜怒哀乐———而不是如牟森所说的“画鬼”的那一类型。有一种提法也许早就已经过时，社会论坛，即在剧场内严肃地面对社会议题。当然，上世纪80年代社会问题剧的覆灭(80年代许多戏剧作品关心当时敏感的社会话题，但因为矛盾的设置与解决过于简单，舞台表现过于单一慢慢地沦落)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起点。即，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戏剧方式、戏剧美学来讨论这个社会更多的人关心的议题？
我想这两个命题应该是缠绕在一起的。这就如同所谓“传世”绝不是“做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也绝不是在实验室里经过精心调配做出来的。陶子(北京剧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