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星期和法国一名文化外交的使馆人员喝咖啡，说到了华语片的概况。他说，他刚刚和戛纳的人在谈，他简洁地下结论，“对电影节而言，亚洲片时代过去了，下一个浪潮将是意大利片。”
我并不诧异。亚洲电影在世纪转换的世代，的确发光发热，风靡各大电影节一时。尤其在上世纪90年代初，华语片几乎是所向披靡，意气风发。内地、香港、台湾的电影各有
特色各有传统，互相辉映，扬长补短，端的是百家争鸣的文化盛世，各种电影节的奖金奖牌没少拿过。
曾几何时，内地、香港、台湾的电影呈现出创作力上的弹性疲乏。许多创作者一再重复自己，在市场上赶走了观众，在舆论界招致若干负面的批评，于是电影节突然之间似乎对华语片开始倒胃口了。
迹象一：过去有些大师级的导演几乎是挂号进某些大电影节的竞赛类。这些导演只要在影展开始前完成拷贝，电影节是举双手欢迎，于是导演们误以为这个情况是永恒的，自己是可以有不按规矩、不按时间表的特权，所以也一再延误拷贝，终致别人取消了他的特权，甚至破天荒地不给入围，摆明了是刷掉淘汰。
法国朋友说，瞧今年《2046》在戛纳电影节出的放映乌龙。用直升机送片，使戛纳史无前例地取消媒体场放映，而且耽误了阿萨亚斯的《戒毒》放映场。我说，那是意外，据说该片在泰国完成后装出拷贝，但送选人员在曼谷机场连人带拷贝被扣，因为用的是伪护照。法国朋友说，运送拷贝只是一端，重点是没人相信戛纳版本是最后修剪片(事实上，王家卫为日本、台湾、大陆各剪了一个新版本)，明星云集造势，但是评论平平，而且最终一个奖也未领到，他以为这是戛纳不再礼遇的姿态。
迹象二：过去两年，韩国电影取代了华语电影的优势，以国家的力量配合大企业，在各大电影节冲撞。韩国电影善搞耸动，擅走偏锋，把人性放在极端化的情境下尽情扭曲。小至搞笑的《我的野蛮女友》，大至乱伦暴力的《老男孩》，均是狠角色脱离常轨，令人目瞪口呆。这种噱头式做法因而能吸引大家一时之目光，但到底文化底蕴有限，娱乐厚度不足。即使如此，它已抢走了所有华语片的空间，使中国片近年进国际电影节倍尝艰辛，除了几位超级巨星导演外，大部分年轻新锐所碰到的竞争几乎又如二十年前。影展的大门已经关起，之后将以平等身份与其他各国竞争。
我说，这叫做“摸头时代”结束。过去西方国家对华语片的宠爱，仿佛是长辈对待幼童：哟，你们中国人也会拍电影呀？然后摸摸你的头，以资奖励。这里面的意味是，世界潮流的掌控权在我手里，我们是电影文化先进大国。当然，不免常有种族歧视的况味。我的法国朋友因在台湾居住多时，他非常同意，而他称之为正面的种族主义。
法国便是其中最标准的，他们对华语片的“摸头”还带有忆旧的味道。比方，他们认为中国内地和台湾有若干导演在艺术气质上颇似他们的布列松和楚浮，或上世纪60年代领风骚一时的意大利现代主义者安东尼奥尼。而在欧洲商业挂帅的前提下，几乎不再诞生出如是的导演，反而在华语片中得见，于是以《世界报》和《电影手册》为主的媒体拼命叫好，也造成电影节的趋之若鹜——不过这个现象倒是从未普及一般观影大众。
忆旧心态也在亚洲出现，好像日本人特别欣赏侯孝贤早期的作品，其中一个原因是那些小镇火车站，日本殖民台湾留下的破落房舍，在日本大量淘汰之后，仅在台湾电影中看到旧日本的影子。积习至今，乃至小津安二郎百年冥诞，松竹公司送他的传人拍纪念作时，认可侯孝贤为他正宗传人而拍了《咖啡时光》。
忆旧也罢，摸头也罢，华语电影的国际发烧已经大退潮，许多假象开始露出本质，华语电影界千万别再迷信自己的魅力。焦雄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