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的上一部影片《站台》以一个婴儿的出生作为结尾。贾樟柯从来不谈道德，那该是一段长途旅行之后的终点，尤其是一对情侣离散、复合、穿越时代之后只能如此的结果。《任逍遥》中贾樟柯分外关爱的主角们恰巧是《站台》结束时出生的一代，当时是80年代初。
《任逍遥》的两个男孩儿小济和斌斌刚满20，住在中国北方的传统工业城市大同。
该地正遭受国家整体进入市场经济后局部的分崩离析。这样的历史-经济大环境在影片中若隐若现，片段信息转成漩涡，比如画面中有无数电视被看、被听，声音中有无数五花八门的音乐，夜里还能听见远处的爆炸。但这个大环境既非常柔和
又非常坚定地决定了人物们在景物和画框中的位置：空旷的内外景锈迹斑斑。上一代人充满理想主义，就是愤怒青年，而小济和斌斌晃晃荡荡，浪漫地假装不在乎自己的存在，惟一的野心是死于30岁之前。既然还没到30，他们暂时摇摆着自以为潇洒的身影和一缕落到眼睛中的头发，去找寻危险的一见钟情，或者在不成熟的银行抢劫中束手就擒。贾樟柯的电影中有一种美，就是把他们在世界上不确定的位置变为在镜头中无可争议的位置。一个例子：影片接近结束时，小济总算把巧巧搞到手了，巧巧吓人的黑道大哥也不知去向，他们就开了一间房。小济在硕大的卫生间里靠在白瓷砖墙上等着。等什么？街头是静止的。然后他向房间的方向高叫：“给我放水。”女孩儿入画，蹲在浴池边，打开水龙头，立刻又关上了。出画。她已经给他放过水了。《任逍遥》因很多这样的动作组成，真心与嘲弄混合，既无意义又充满挑衅，很实在也很虚无。这些脆弱而又不礼貌的画面自给自足，好像没有价值却又有着存在的欢愉，就像夏日的一首歌曲。
《任逍遥》很像又是一部歌舞片，随随便便唱起来跳跳起来，为了引诱或为了断绝，为推销蒙古王酒。这部影片歌唱明天，即便大家都已经知道了明天会很糟糕。第一场戏：斌斌坐在一间宽阔破落的大厅中，没有任何记号告诉我们这个大厅曾经有过的正式用途，摄影机沿着长排木椅摇了180度。远景中几个小女孩儿在玩。一
个角落里一个男人睡着了。正当中，一个斜空白背心的男人非常卖力，非常兴奋地高唱意大利歌剧：那就是贾樟柯。镜头的宏大与歌唱的笨拙结合起来，就像这个多功能的空间，大家自行其是与不相扰。
这并不言味着只有和弦。窥视一下斌斌和他的女朋友。他们在KTV相会，女孩儿是个严肃的学生，一心想着高考，她的前途好像完全不在斌斌的视野之内。这种反差和鸿沟被他们牵在一起的手指平弭合，而他们的眼睛盯紧电视画面下方的字幕，放歌一曲。这首流行歌曲即抒情又过分抒情。而且这首有点腻味的歌曲还是本片的终结，因而又变了一个调子。斌斌选择来唱它，可能是对爱情的记忆，可能是时逍遥自在的向往。世界正在敞开，他面对的电视正报道通主北京高速公路的开工典礼，而他要被关起来了，因为他跑去抢银行。唱歌，是夜间看守他的警察无聊中的要求。
既然一切好像注定要完蛋，只好游戏其间，模仿嘲弄，假模假式。造一颗假炸弹，拿的姿势都不对，在餐厅里手舞足蹈描绘一部美国影片中的场景，摄影机还与拳头一同伸向空中“举手投降！”，假装忘掉了大片标题。下一个镜头，竟敢戴上万型的黑假发随音乐起舞，而音乐居然是《低俗小说》的改编曲。尤其胆大的身做明星姿态，即使只是为蒙古王酒现场推销活动选演员的场面。胆子如此之大，是因为贾樟柯想拍的、已经拍下的就是这些。所有人都是昙花一现。
模仿有时会重复，贾樟柯像个搓碟的DJ。他关注缓慢固定镜头中的节奏，也间或有快速运动镜头(比如伸向空中的拳头)，有时生硬地切断，有时长久地拍摄，比如他的主角在夜总会的一个角落被一口气打了30个耳光，配合上节奏强劲的TECHNO。动作重复的场面，还有巧巧一次次不顾她“大哥”的粗暴推搡，好似飞蛾扑火，要跑去见小济。贾樟柯让演出者的身体重复同样的剧烈运作，像在蹦迪。但有时舞蹈重复性的动作也会中断，巧巧某次临近上台突然把假发扯下来，充满愤怒却又无能为力，使得她所有假装明星的举动突然突然变为一出悲剧。
有的中断，有的呼吸，有的流淌。两次，恋人们假装无动于衷地接吻交换口中飘渺的烟，他们还不知道这是一场疯狂的爱情。女孩儿的不同衣服上老有只蝴蝶印上的、绣上的，后来是贴在皮肤上的。小济问她“怎么有个蝴蝶？”她说“它飞到这儿的。”明晰，轻佻。这就是贾樟柯所有影片的忧伤和多彩。克蕾莉亚·科恩CLELIA COEN[法国] 张献民/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