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yond在北京开完20周年演唱会，又来了广州，接下来还有上海。
20年前，香港正在前往她的黄金时期；内地正在准备她的春天；而他们和我们，是中国“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20年过去了。在香港街头，巴士静静将我错过，车身上写着：“上上落落，好平常
事”；在北京，一群群洁白的口罩避让着我，我看见平静而空洞的眼神；而他们和我们，已经在十年前失去了最热爱的友人。
张国荣于4月1日自杀，梁文道在《南方都市报》的专栏里以《华丽演出的落幕》为题写道：他(张国荣)人生最辉煌的阶段，也是香港这场盛大演出的高潮。张的离开，成为一个时代结束的象征。
在这个华丽的时代落幕之后，Beyond剩下的三个人在香港举行了20周年演唱会。其时sars横行，但这场演唱会仍然可以说获得极大成功。
那时我在香港的电影院，仍然可以发现满座的盛况。尽管每个人都戴着口罩，但口罩下面是随着正前方的光影感动的面孔。
接下来才是我准备要说的，香港才女黄真真导演的《六楼后座》。6月4日，sars仍在，《六楼后座》照常上映。
电影讲的是，香港“21世纪的新一辈”。看到一半时，我忽然顿生沧桑之慨。时光荏苒，但新一辈仍然一茬接一茬地生长。当年我们沐浴的阳光，也照耀在他们头上。我们曾经共同哭泣，他们也曾共同欢笑。然而我们当年兴致勃勃地展望“再过二十年我们来相会”，现在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华丽时代落下的帷幕，接受“上上落落好平常事”的安慰。
《六楼后座》后座结尾，听着一个个被访者回答“青春”是什么，我忽然泪流满面。
一群年轻人，对着玻璃樽许一个未来，然后跌跌撞撞，行过一年回来再算账。这是近年难得贴近现实的港产片。故事发生在一个破旧的六楼后座，不是有钱人的闲事，看得分外亲切。其中对《英雄》的戏拟，以及因为打喷嚏而戴口罩吃饭的细节，宛如2003的世界快相，体现出黄真真对我们正在生活的这个世界的敏感，也令我感到亲切。
他们，21世纪的新一辈，不得不承受着周围世界越来越的沦落，只好用“true or dare”的游戏荒唐着青春。本来我看惯了那种感伤到郁结的青春片，而《六楼后座》看到一半时，一位年轻人的母亲忽然高唱beyond的《海阔天空》，心脏不由得为之一振。难得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到了今天仍然保持着一颗理想主义的心脏。难得beyond在痛失黄家驹之后，这么多年依然在无法再度超越的情境中坚持行走不已。
黄真真应该也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新一辈吧，当她让房东婆婆指着年轻人们的鼻子说：香港就是败在你们手上。我觉得同时跟她跟电影里那群21世纪的新一辈们有了共鸣。
不错，虽然我们共同来到一个衰败的世界里，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可以随之一同忧郁沉沦。 虽然年轻，有无限理由躲在犬儒的狗窝里涕泪交错，自恋地舔噬自己与成人世界搏斗的疤痕。然而，理想，仍然是无法归避的考卷。
前些日子，有机会看了日本的一部独立电影《跳了线》，开始以为是岩井俊二那种绝望的青春电影，而看到后来却越看越温暖，接近毁灭的成年人谆谆教诲被摧残的年轻人“不要再伤害自己”，我仍然为这些陈辞滥调的说教而感动。
其实任性摧残的都是自己的青春。不许感伤，而要坚忍地保持它的甜蜜，不要让伤害过你的人获得同情你的机会，才是胜利。
20年前，我们和你们一样，怀着天真而热切的期望奔跑；10年前，我们和你们一样，忍痛告别了一个时代；今天，我们也准备和你们一样，“多少次迎着冷眼与嘲笑，从没有放弃过心中的理想。” 钭江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