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有两部偷情的影片颇为引人注目，一是香港新晋导演彭浩翔的《大丈夫》，以警匪片类型处理偷情捉奸题材，令人耳目一新；一是在内地举足轻重的大导演冯小刚的《手机》，同其前部表现偷情题材的《一声叹息》一样，都表现出强烈的改贺岁喜剧而转正剧的倾向，在影迷中间也果然引起褒贬不一的争议。
对于熟悉冯小刚贺岁喜剧的观众来讲，《手机》表现出的颓唐令人不适。当然，精
彩的喜剧对白尤在，诸如对相处二十年的发妻产生了“审美疲劳”等等依然能够引发爆笑。但与以往冯氏喜剧带给人们的欢乐相比，这点欢笑还是不能让人满足。或许你可以说“冯小刚一思考，上帝就不笑”，然而这里倒不想去讨论欢笑与思考是否能够共存的问题(其实，《大丈夫》就可以作为正面的例子来引用)，因为冯小刚可能本意就有转型的动机。所以，倒是可以将笑声放置一旁，来观察一下他所进行的思考。
在《手机》里，手机变成了“手雷”，是令主人公闻之变色的偷情揭发者，是可以充当要挟主人公的间谍工具。我很诧异为什么主创人员会对手机如此刻骨仇恨或曰恐惧。在这部以手机为主角的电影里，手机几乎自始至终都是以负面形象出现。仅有的一次正面形象是葛优饰演的主人公为前妻买了一部手机，并发誓说他的手机24小时都为她开着。然而前妻拒绝了这个礼物，葛优的誓言也就落了空。之后手机仍然被他小心谨慎地提防着，或者关机，或者将声音调为振动，或者巧妙设计成不在服务区。也正因为此，手机所应该有的传递信息的功用反而在片中完全失效。虽然有先进的手机，奶奶临终前却未能见葛优一面。到结尾时，葛优愤然将手机扔进火堆，差不多可以看作创作者对这一现代工具的表态(这一切跟电影本身却在大做手机广告形成多么有趣的吊诡。)。
说到底，手机只是工具。看完电影。我感叹的是为什么冯小刚会如此表现男女关系。纠缠、警惕、检举、利用、提防、紧张、疲倦，如此种种，疲态尽显。《手机》对男女关系的理解可以视作《一声叹息》的进一步延伸。范冰冰的前身是刘蓓，张国立的今世是葛优，徐帆依然是徐帆，依然在伴侣与第三者之间痛苦。不同的则是，在《一声叹息》里，主人公发出了“她就是仙女，你也别碰”的感叹，起码还温情脉脉地承认她是仙女；而在《手机》里，女性形象则进一步沦为看守者。男女关系最终的归属干脆是剑拔弩张，如同陌路。与《一声叹息》相比，《手机》的男性自恋极大收敛，但其实那倒不是因为对《一声叹息》有所反省，而是《手机》已经看破红尘，连最终的那一张温情面纱也弃若敝履。
影评人郭江涛曾评论《大丈夫》“刻薄”，因为其以警匪关系来形容妻子与丈夫究竟难以避免男性视角的惯性冷酷(《大丈夫》和《手机》，都不约而同地让妻子扮演警察，只不过前者是自觉套用类型片格式刻意反讽，而后者却是情不自禁地视妻如虎。)，但与《手机》相比，还是后者刻薄到狠。其码《大丈夫》对警匪的戏仿足够洒脱，成功消解了片中男女关系中的紧张成份。《大丈夫》中，导演显然意识到男性视角的局限，用了相当篇幅刻意突出表现女性的从容大度、温情与天真。与《手机》有一个颇有意思的对比是，《大丈夫》里也赋予手机重要使命，不过并非充当凌厉的告发者，而是温情脉脉的挽救者的角色。
男女关系沦落到《手机》所表现的地步，才是真正的刻薄。偷情不偷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为建立两个人的长久关系，继续付出爱。葛优需要做的是不是扔掉手机，而是学会如何爱；徐帆需要做的也不是看紧手机，也是学会如何爱。一群已经中年男女，不好好学习爱的功课，只管自怨自艾，发思古之陈腐幽情，陈自命不凡之刻薄论调。成人世界也许正因为此才如此不可救药。
另外说些题外话。《大丈夫》在偷情之余，感怀香港六年前的繁华似锦与今时今日的落寞与凄凉，恰可以为这华丽时代落幕的2003年做一个注脚。这部由年轻导演完成的影片的视界开阔与《手机》可成对照。《手机》里全心全意埋首陷入手机危机中的偷情故事，无心顾及广阔的时代背景，其视界之逼仄令人失望。由此又想到，电影审查制度的改革恐怕并非对情色、暴力内容分级那么简单。冯小刚当初说要给国产片港产片待遇，果然是有感而发。钭江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