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李安的电影生涯自传《十年一觉电影梦》(张靓蓓编著)的第103页，有以下一段：“《喜宴》刚在柏林(电影节)上演时，我很紧张，虽然获得满堂彩，但第一个访问我的是香港同性恋团体中的兰博(Rambo)同志林奕华，把我海削了一顿。我当时想：‘第一个访问就这样，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啊？’”以后的日子？就是过得很好啰！自《喜宴》之后，他的导演生涯已是否极泰来。我记得王家卫对我谈起李安，他(总是)不无尊敬：“在拍《推手》的时候，人家真是胼手胝足的啊！”言下之意，为了对电影的热爱而不怕捱穷吃苦的导演，怎么
还忍心对他吹毛求疵，斤斤计较？王导演向我吐露肺腑之言之际，大概没想到后来我也像对李安的《喜宴》般对他的《春光乍泄》和《花样年华》。
但在多年后李安一定没有看到我怎样写《卧虎藏龙》。又或者，我无论以多少篇文章来肯定《卧虎藏龙》，都不会像一九九三年时否定《喜宴》的意义来得大。但李安早已成为“李安”，不像当年《喜宴》的生死存亡，将决定一个名字能否对时间下挑战书。而在《断背山》扬威威尼斯的今天，李安确是一次又一次地战胜了“时间”——如果电影确是一种可以藉得奖来提醒我们谁是谁的游戏的话。当《喜宴》渐渐淡出我们的记忆，在奥斯卡功败垂成的《理智与感情》可能只在脑海如流星般划过。但来不及为刹那光辉的坠落感到可惜，《卧虎藏龙》已在时间长河的另一头大放异彩，到了《断背山》，我有预感，它会以“经典”的身份进入好莱坞的“永远的一百部”名单，也就是让“李安”正式成为“作者”，以至艺术家的楷模。比较起来，另一位华人导演吴宇森倒是因目前还未能交出“战胜时间”的成绩单而让名字开始变质。John Woo作为形容词，好像有点不那么时髦了。而Ang Lee却愈来愈有“不朽”的势头——可是因为香港的那位只能冲锋陷阵(有时却是为冲而冲)，台湾的那位却深谙细水长流？
有趣的是，两位导演的作品均被认为与同志之爱有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表面上李安的《喜宴》和《断背山》完全是开宗明义，没有半点欲言又止；反而吴宇森的电影一直让放大镜显微镜有无限用武之地：“两雄相遇，惺惺相惜”，会不会是吴宇森对同性爱情的某种憧憬和向往？不少影评人就此疑点——若是不能称为疑惑——做过文章，但却甚少人会继续往李安身上发掘他与同性恋主题之间更多来龙去脉的深度研究。除了某位在看过《绿巨人》后半开玩笑地提出“他有可能连自己是同志也不知道”的影评人。乍听无疑有“乱扣帽子”之嫌，但由于该影评人所持论据不是来自“同志电影”却是由漫画改编的作品，我相信他一定是在导演的诠释中看见了李安的某些“情意结”吧。
提出以上的想法，可不是因为李安形容我是同志版史特龙，我便干脆法西斯到底地将他拉下水。绝对不是。而是从《喜宴》，到《卧虎藏龙》，再到《断背山》，我看见除了市场的成果，李安所发展的体系——暂时姑且把它叫做“寻找自我的辩证”吧——正一步步趋于成熟。是的，《喜宴》“推崇妥协精神”，曾经让我很气愤，但《卧虎藏龙》让我认识到《喜宴》只是某阶段的李安，他的个性可能不是他想象中的“求全”。我有预感，《断背山》会是一次“后喜宴”——正如李安说的，“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有一座《断背山》”，那未尝不是回归真我的一种比喻吧。是预感？抑或是我对李安的期望？林奕华/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