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戛纳：最早的一分钟默哀

　　5月11日，披星戴月地踏上赴戛纳的征程。

　　每次出国，都选在夜里，这是领导安排的，希望我们能够在旅途中自然消除时差转化带来的苦恼。

　　5月12日中午，抵达巴黎，有3小时的短暂停留，大家纷纷打开手机。没想到，一个个意外的，与灾难有关的短信接踵而至。因为同事里有成都孩子，虽然在那一时刻，大家都没想到灾情如此严重，但那会儿的气氛却是空前凝重。

　　在巴黎转尼斯的飞机上，成都籍的同事试图平静，我坐在他身边感受到他的微微不安与抑制。到了戛纳，即刻投入电影节的准备，准备迎接马上就要到来的开幕式，也准备迎接即将到来的唯一参赛片《二十四城记》剧组。

　　冥冥之中，我总觉得这次戛纳电影节和中国以及这次的灾难有某种莫名的联系，开幕片《盲流感》讲述的就是一种难以预防并迅速传染的眼盲症侵袭地球，《二十四城记》又是在成都拍摄并关注成都人的过往和经历。

　　贾樟柯抵达戛纳，次日就召开小型华语媒体发布会，在发布会上，依然有记者追问有关他对于奖项期待的问题，他当即表态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中国、成都、自己的电影都不需要奖项的肯定"。不知那时他是否已下定决心要践踏自己熟悉的电影节游戏规则。

　　在17号《二十四城记》的国际新闻发布会上，来自日本和美国的记者连连追问有关电影和成都的关系，以及是否会因此获得更大关注。即兴的和有充沛感情的贾樟柯用他坚定的声音建议在场所有人："我不知道合适不合适，但我希望在场的所有人能用一分钟的时间来为灾难中去世的人们默哀"。

　　这应该是灾难发生后，在国际场合投向死难同胞的第一次默哀。它由一个中国导演发起。在贾樟柯勇敢站起来，低头沉默的那一刻，我看到了他牙关紧咬。我当即站起来，我们所有的中国记者都站了起来，大厅里所有的人都站了起了。这些天忧虑的心暂时有了一个安置的地方。而我的心里也有了另一道划痕，艺术家旗帜鲜明地选择了和国家站在一起，电影聚集的国家信息就会遮蔽作品本身的艺术性息。对肖恩-潘和他的评审团而言，既然贾樟柯选择了旗帜鲜明地声援灾难和自己的国家，那他们必然选择保守的姿态，因为他们也分不清是电影感动了他们，还是事件感动了他们。而这些美国明星也要与本国主流价值保持一致，并标明自己的奖项选择是“独立的艺术判断”，《二十四城记》难以幸免地堕为牺牲品。这后果，熟悉影展规则的贾樟柯完全清楚，他对他的制片人说：你去意大利度假吧，不要买返回戛纳的票。

　　哪怕后来《二十四城记》一直占据《SCREEN》专业影评人打分的第二位，哪怕它获《电影手册》主编让-米歇尔-付东的极大推崇，这些在保守安全和无作为的政治选择面前显得微不足道。这就和评委们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言论，他们从不觉得电影仅仅是电影，它和政治紧密相关。

　　也许，确实是因为地震的关系，或者是因为贾樟柯金狮导演的名头，使得《二十四城记》17号的媒体放映场和首映放映场人满为患，甚至有些中国记者都没能有座次看到这部影片。观影过程中，因为该片语言信息量太大，部分外国观众选择了离席，但坚持看完的所有人都沉浸在感动中，很多人都哭了。影片结束，戛纳的艺术感再次显现了她的强大震慑力，追光灯打向导演和全体主创，他们无比自豪地接受四面八方雷动且发自内心的掌声。在掌声的持续中，他们走出电影宫，再次走过红地毯。

　　比我们这些记者熟悉得多电影节游戏规则的贾樟柯，一定在两次踏过红地毯的时候，一定在接受来自对其电影赞美掌声的时候，就已经知道了即定的结局。别人都在艳羡，他却无比悲壮和坚定。(赵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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