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崔健上春晚，谁向谁低头？
崔健上春晚，谁向谁低头？
崔健
崔健会不会上春晚，也许是今年春晚最大的一个悬念。
我询问了老崔身边的人，得到的回复是“还未确定”。按照多年的经验，这个看起来谨慎而模棱两可的回答，如果春晚能答应老崔在音乐细节上的各种条件，给他最大的自由度，比如真唱，那基本上就算是个确定的事情了。
很多人就崔健上春晚这件事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评论，特别是那些唾沫星子乱飞的意见领袖们，觉得一向硬着脖子的“摇滚教父”一旦与充满了祥和欢乐气氛的春晚舞台沾了边，就是低头妥协了，被招安了，不仅失去了摇滚的反叛精神，简直罪大恶极，成为了摇滚的叛徒。
崔健如果不上春晚，没什么好奇怪的。1990年代，因为歌词中大胆的隐喻，当时的政治环境不再允许他在主流的舞台上释放能量。但能被央视郑重其事地下达禁演令，对于一个摇滚歌手来说，恰恰是其江湖地位的体现。
春晚如今反过头来，邀请崔健，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在各大卫视的挤压下，越来越失去吸引力的春晚只能放低姿态，向一些他们曾反对的但人民群众热爱的艺术家伸出手。单看2013年，春晚邀请了央视之前一直狠批其“三俗”的非主流相声演员郭德纲，就是一个例子。
但崔健如果接下了这个橄榄枝，真出现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也一点不奇怪。听到这个传闻的时候，我脑海中想起的是前年10月，崔健受邀参加某国际音乐节的事情。
这件事一直埋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写出来。那次音乐节演出的酬劳很少，和那些拿个麦就可以开嗓的歌手不同，崔健带着乐队近十口人，分到每个人手里后几乎算是义务演出。经纪人本来不愿意接受这个演出，但崔健答应了，他答应下来的唯一原因，是主办方告诉他，为了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来看演出，届时会推出大量低价的学生票，所以票房收入不高，希望他能友情演出。
他觉得如果能以这样的一种方式，和年轻人对话，让他们有机会接触和了解他的音乐，钱不能成为问题。演出开始前，他认认真真地带着一群乐手彩排调试了一个多小时。后来，他才知道，和他一起演出的其他人，没有被这样的说法“忽悠”到，得到的酬劳要比他和乐队加起来的酬劳还要高。
还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贵为教父的崔健，常常去北京的酒吧看一些20岁上下的“小孩”的表演，甚至和他们成了朋友。这不是拉下架子，他渴望知道年轻人的想法，他不愿意自己的音乐过时。
对于53岁的崔健来说，对于这个每天的生活几乎都呆在录音室里的摇滚教父来说，有什么比失去年轻的听众更可怕的事情？若是没有了这些新鲜的血液，没有了这些好奇的、愤怒、新鲜的激情，摇滚的精神如何传承？那些跟随他的音乐一起成长起来，只会在他的演唱会上偶尔发出几句呐喊的中年乐迷们，眼睛中蒙上的才是对这个社会真正的妥协，他们大多数已经无力挣扎。
若春晚能成为一个渠道，让坐在电视机前那些甚至不知道崔健是何人的90后、00后，感受到崔健音乐的力量，感受到摇滚的精神。我相信他愿意这么做，无关面子，无关金钱，无关声望，没有什么主流和非主流的舞台，摇滚的反叛精神从来就不是狭隘的拒绝，而是愤怒过后給予最大的包容。
我唯一担心也是最期待的事情是，一直喜欢提前录播的春晚，将如何实现崔健的真唱运动？
文：刘牧洋
他是一名从不抽烟，从不喝酒、没有刺青的 “摇滚教父”。
每天，崔健早上 5 点睡觉，下午2 点起床。这样的作息，他保持了 30 年。此外，他还喜欢游泳，每周一两次，每次一千米。有时，甚至半夜两点去游泳。
“做音乐的人都这样，认为早睡觉是一种对生命的浪费，早起床是对生命的透支。所以，我调整了自己的作息。”
崔健皮肤白皙，没有毛孔，多少和他 51 岁的年龄不太相称。不过，皮肤的白，透着常年呆在屋子、晒不到太阳的微凉。
有人曾在媒体上评论，崔健明明已经变成知识分子了，甚至还有人说他过的简直就是中产阶级的生活。
崔健听了这些说法，觉得好笑，也不多解释，“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和选择一种思想方式，是两回事。”
生活中的他和舞台上的他有两张不同的面貌，和那些挥洒在音乐里的愤怒相比，生活中的他其实很平和，说话声音也不大。
尽管他会不高兴人们说他是一个“摇滚歌手”，或者“唱摇滚的”，甚至“super star”，因为你可以侮辱他，但不能侮辱摇滚乐。在他心中，摇滚是神圣的。就好像乐评人张晓舟说的，“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但如果不是这样，崔健还能是崔健吗？在上海，主办方安排媒体访问，一轮轮的采访直到深夜 11 点。一名刚入行的女记者因为紧张忘记了下一个问题是什么，停下来尴尬地在采访本上搜寻。他在低低的帽檐下，忍不住微笑，等对方再继续时，他再认真地回答。
9 月 29 日起(此指 2012 年 9 月 29 日，下文同)，崔健全国巡演从深圳始，遍及大连、北京、上海和西安等地，将持续整整一年时间，12 月 24 日的上海站，是崔健在二十年后再次在上海登上大型舞台。他上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巡演还是 2009 年。
这几年里，他曾做过一些大胆的尝试，比如和北京交响乐团合作，举办摇滚和古典的跨界演出。
他把个人巡演和明年创作的电影的名字都命名为“蓝色骨头”。这是他的一首歌的名字，他格外喜欢蓝色这个意象，他曾在这首歌里写道：“阳光和灯光同时照着我的身体/要么我选择孤独/要么我选择堕落/蓝色的天空给了我无限的理性/看起来却像是忍受/只有无限的感觉/才能给我无穷的力量/爸爸，我就是一个春天的花朵/正好长在一个春天里/因为我的骨头是蓝色。”这首歌曲创作于 2005 年，那一年，他 44 岁。
崔健已经进入蓝色时代，他不再是二十世纪的红，而是二十一世纪的蓝。
孤独的力量
10 月 22 日，崔健受邀参加北京国际音乐节。一同出现的还有罗大佑。当时，这位“台湾音乐教父”带了经纪人、男助理、女助手等人。相形之下，“中国内地摇滚教父”崔健显得有点寒酸，或者说，毫无排场而言。他的整个团队只有经纪人和造型师两个人。经纪人尤尤跟了他十年，更多时候，崔健都是一个人。
崔健的衣服也很简单。一个月之内，记者和他见了四次。每次，他都穿着同样一件外套——黑色中山装，这是设计师枫翎为他设计的。崔健不穿商店里买的衣服，曾有大牌的时尚品牌送衣服给他，或者经纪人带他去名店逛，他都不喜欢，因为那些都没有崔健风格。他有几个固定合作的设计师，枫翎就是其中之一。这件衣服里有一些他自己的创意，比如袖子上民族风的绣片，衣沿处滚边的中国红元素，都是他提出来让设计师加上的。
头上那顶红五星的白帽子几乎成为他的标志，他戴帽子的历史久到连经纪人都不太记得具体的年份，似乎从人们认识他起，那顶帽子就再也没有摘下过。其实，他并不是要刻意营造某种强烈的个人印记，记者问他为什么从来没有考虑换造型，他回答，“也不是一定要戴帽子，我也尝试过其他的，只是到后来，觉得还是这顶帽子最习惯，最自然。”
当天，罗大佑早到，正站在休息室中央和作曲家谭盾、指挥家余隆等人聊天。崔健走了进去，冲大家点点头，然后，一个人默默地在角落里坐下。
崔健低头看手机。在他一米远处，罗大佑、谭盾、余隆几人相谈甚欢，不时爆发出笑声。崔健没有抬头，他四周似乎有一个无形的屏蔽圈，无论多高的声浪传过来，都被一一挡在外面。
这样的场合，崔健显得有点不合时宜。他不擅长寒暄，更不喜欢寒暄。前一天晚上，国际音乐节请嘉宾一起吃饭，也是类似的场景。
罗大佑、谭盾、余隆等人能言善道，滔滔不绝，聊得热烈，唯独他话很少。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安静地听，只有问到他了，他才说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