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时，崔健声音不大。无论人多人少，更像在自言自语，他人需要集中精神，才能听清楚。

　　但一到了舞台上，崔健像变了一个人，音量高得震人，所有的肢体动作，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来。

　　小时候，崔健不善言谈，不太会说话，甚至有点口吃。后来在记者的逼问下，才有了一点点的演讲能力，“但迄今为止，如果让我说客套话，我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人。”

　　当天，记者问罗大佑对崔健怎么看，罗大佑绕了过去，“不需要问罗大佑怎么看崔健，崔健怎么看罗大佑。这太私人化了，太小格局了，如果非要回答，那罗大佑当然喜欢崔健，崔健当然也喜欢罗大佑咯。”

　　同样的问题，记者抛给崔健，问他如何看罗大佑，崔健花费了十多分钟认真回答。他不吝赞美，“罗大佑的音乐曾经对中国摇滚和中国流行音乐的影响，他影响了很多人，很多人因为他拿起了吉他，他让人们觉得音乐是一种可以上不封顶的东西。”

　　有一个故事曾在圈内流传。2008 年汶川地震后，北京摇滚音乐圈曾组织过一次赈灾义演。一位歌手在看到演出次序表之后，提出自己要在崔健之后压轴演出，否则不参演。崔健听了之后，什么话都没说，同意了。

　　前段时间，崔健意外地出现在《中国好声音》的选秀节目决赛中，但这档节目的录制，崔健事先并不知情。

　　他只接到那英的一个电话，说有位年轻人很希望见见他。于是，他答应了，他不知道这位年轻人就是梁博，更不知道会跟着一架摄像机。开播前，《中国好声音》节目组就曾邀请他担任评委，他是第一人选，给出的条件也十分丰厚，但他拒绝了。

　　记者问他是不是特别喜欢一个人的状态，他引用了周国平的话来回答，“周国平说，一个没有社交能力的人，是能力上的缺陷，但一个没有孤独能力的人，是灵魂上的缺陷。一个人静的时候能够保证你思想的自我梳理，你会感觉自己像吸氧一样。”

　　在地上

　　11 月 17 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南方周末》2012 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现场。崔健安静坐在后台的凳子上，等候颁奖礼开场，远处的灯光经过层层幕布，已经被弱化得很暗，映在他的脸上，他的表情就隐在其中。

　　他是一个不爱大笑的人，若说到什么开心的事情，也只是眼睛和嘴巴都弯起来，透着笑意，而不会发出一般人那种爽朗的哈哈声。他的声音很小，远没有舞台上那么有力量。

　　大屏幕里一个主持人正在做节目的开场，这也是一个80后年轻人，他却一眼就认出来了，“王自健，我在网上看过他的一个视频，名字叫《歪唱太平歌词》，里面都是讽刺性的小段子，说得很有点意思。”

　　正说着，他突然站起来，“丹青，丹青！”他趋步上前，喊住前面匆匆而过的一个人。

　　这是这些天来，记者第一次见到他热情地主动向人打招呼。对方是陈丹青，一个常常以直接、愤怒的形象出现的艺术家。崔健喜欢的人几乎都是这样的类型，身上总有一股较真劲，充满力量，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接地气”。

　　崔健不玩微博，但是偶尔会潜水去看看朋友的，前段时间他看到俞心樵的一条微博，忍不住念出来，“有时候照镜子，我真想和镜子里的人拼命！”他很喜欢俞心樵的这条，“你看，多有意思的语言，简单直接，后面又很有力量。”

　　“嘿！崔健！”陈丹青看到是他，走了过来。两个人就站在角落里聊天。两人有段日子没有见面了，从年龄、婚姻一路聊到他的歌曲。

　　“我一直不知道屌丝是什么意思？”崔健问。得到答案之后，他还是有点疑惑。“从字面上来看，这不是一个很脏的词么？”

　　陈丹青接过话来，“屌丝就是一无所有的人，《一无所有》就是一首正宗的屌丝歌！你当年的那些歌，都是屌丝歌，都是唱给他们听的！” 所有人都笑了。

　　崔健觉得挺高兴，他怕别人给他戴高帽，这使得一旦谁让他评论个什么，似乎他就站在了一个特别的高度。

　　“我们关心自己的生活环境，是一个普通人的权利。”

　　崔健喜欢那种和大家在一起，住在四合院大平方的感觉。

　　崔健看书不多，而且很慢。他较真，必须一个章节翻来覆去要看得很明白了，才能开始看下一章。他甚至自认“和那些真正热爱文学的人比，我简直就是一个文盲。我是一个用耳朵和眼睛去捕捉知识的人。”

　　他爱看余华的《兄弟》，姜文的《鬼子来了》。也许是因为一开始他就被供在了神龛上，有一种害怕自己触不到地面的深深恐惧，所以那些从地里刚挖出来的，新鲜的还带着泥土气的东西，才能让他感觉是脚踏实地地站在地上。

　　不出意外的话，明年 1 月，一款以“崔健”命名的纪念手机会正式推出，这将是中国第一款与名人合作作为品牌的定制设计手机。

　　这是大连一家专门做高端定制产品的制造商的创意。崔健给记者看了几张手机的样图。乍一看，手机并不特别，方方正正的智能手机，用的是安卓的操作系统，黑色为主色调，有的带一些红色的元素，但背面却无一例外，都是崔健的照片。

　　事实上，在六七年前，当制造商找到崔健提出这个想法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回绝。但对方负责人是一个狂热的摇滚爱好者，在他看来，在中国“崔健”这两个字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如果能做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手机，一定具备收藏价值。这是关于崔健的个人项目，被拒绝后，又再次提出，再拒绝，再被提出。

　　直到 2008 年，滚石的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和 LV 合作了一款广告，经纪人拿给崔健看这个广告，让崔健开始相信，即便与商业结合，艺术家也能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对于崔健来说，这么多年来从来不代言，没有站上所谓主流的大舞台，他喜欢的方式是在音乐节上来演出，因为“不仅仅可以遇到那些将和他一起合唱《一块红布》视为荣耀的乐迷，还有那些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只是从别的场子路过停下来的年轻人。”

　　和崔健认识多年的好友兼乐评人张晓舟说：“崔健对摇滚乐太较真了，太把摇滚乐当一回事了，总觉得摇滚乐和摇滚精神应该怎么样。

　　但这是个消费娱乐时代，摇滚乐也很容易被消费。摇滚乐在最近几十年来已经建立了一种商业等级制，那些选秀中唱着摇滚乐走出来的人，本来也很草根的，但当他们在娱乐的制度下变成了明星后，他们也就变成高高在上，和这些东西没什么关系了。”

　　只有崔健还努力站在地上。

　　老人与脚印

　　“老崔，我下个月要结婚了，我只有 1 米 63，我的媳妇比我高十公分。

　　我和她都非常喜欢你，你能给我录句话到时候在婚礼现场上放吗？”10 月 15 日，在上海的斯格威铂尔曼酒店，一个粉丝拦住了崔健，请求道。

　　“你可以回去告诉你媳妇，我 1 米 73 ，我女儿的妈身高 1 米 84，我们也差了整整十一公分。”他笑着这样回答。对年轻人，他一向很有耐心。

　　2010 年，20 岁的说唱音乐人大卫刚在北京一家很小的地下酒吧里结束了演出，一个朋友问他，“嘿，我明天去见崔健，你想不想认识他？”

　　“当然想！他那么牛逼！”第二天，他去拜访崔健，还没开口介绍自己，崔健先说道，“我知道你，我在网上看过你的视频，你的说唱非常棒。”

　　介绍的朋友很诧异，因为大卫的说唱中，很多东西是挑战体制和具讽刺意味的，这导致他的演出只能在小圈子里举行。但大卫并不惊讶，这个出生于 1990 年的年轻人早有预感。“没认识崔健之前，我就知道，他有一天会来听我的音乐，因为我们要表达的事物是一样的，对爱情，对这个社会的态度、困惑和愤怒，都是一样的。”

　　很少人知道，贵为“教父”的崔健，经常会在北京看一些“小孩”的演出，“这对他来说已经是生活的常态。”张晓舟说，很多人在成名之后已经不屑于去看别人演出了，比如汪峰，比如郑钧。崔健是他所知的唯一一个这样做的。“他比很多人都有平常心，他对这个世界保持了足够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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