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均益

　　当名人要有一颗强大的心

　　人物周刊：你怎么看名人？

　　水均益：一种解答是比较冠冕堂皇的，应付式的回答。当名人还是不错，有鲜花有掌声也有光环，有的时候还会被追逐，当然，也会有相应的责任，无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圈内圈外，都会有自己的责任。

　　另一种解答接近我现在的想法。我已经50岁了，成为所谓的名人，也有将近二十年。到《东方时空》，上了电视，当了主持人，知名度自然上来了。名人的概念对我来讲，也经历了一个历程。开始有那种小小的兴奋、窃喜、暗自得意和享受。现在比较淡然，甚至有一点点超脱。很多人都在说，名人不好当。为什么不好当？因为你的生活很多时候是被关注的，甚至被放大、扭曲，乃至最后被煎熬。我认为这是一个挺痛苦的过程。当名人要有一颗强大的心，否则会被压垮。

　　人物周刊：一个人的名气不会一直处在顶端，落下来之后呢？

　　水均益：什么事都会有一个顶峰，也会有下坡的时候。那就看你如何看待。这些年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好像你最近比较低调。其实我也不是刻意的低调。

　　人物周刊：低调的原因是什么？

　　水均益：毕竟像伊拉克战争时期那种高曝光度不常有，后来逐渐地归于平静。我还是正常地在电视台上班，主持节目，也出去采访。一个人不可能一辈子永远处在一种顶峰，如果你以这为目标的话，几乎是徒劳的。人活一世，草木一秋。四季的变化和人生的变化，基本上是同一个规律。了解了这个，那何苦来着。名声来了，当然好，你去享受这些东西，没什么不好的。说得物质一点，作为名人，你在社会上多多少少会受到各方面的照顾。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你托人办个什么事，你有这张名人的牌，人家多多少少会给你面子。你去买个车子房子，给你打的折可能就好一些。但是，这些东西是你白来的。到电视台之前，我在新华社当一个默默无闻的编辑记者的时候，我想都不敢想。刚进新华社时，一个月46块，寅吃卯粮，经常离发工资还有十几天呢，已经吃光了，一分钱都没有了，跟人借饭票吃食堂。后来我一直告诫自己，那时候的那种状态，才是真实的水均益。

　　人物周刊：你认为现在中国做的国际新闻处在一种什么水平？

　　水均益：国人对于国际新闻的关注，那是大大提高了。80年代，我在新华社做国际新闻，90年代，我在《东方时空》做国际新闻，那时会觉得这是一种边缘状态。《新闻联播》也这样，前面都说完了，最后留3分钟说国际新闻。现在，央视新闻频道变成了24小时，全世界铺上了将近百个记者站。国际新闻不再是可有可无的餐后甜点。利比亚战争、叙利亚内乱、日本大地震，国际新闻很受关注啊。当初，在央视做国际新闻，像我这样的，相对来说是比较少。有点“一招鲜，吃遍天”的感觉。我1984年大学毕业时，外语多吃香啊。我们同事也在分析，你看你啊，占了几个优势，既当过编辑，又当过记者，在通讯社最基层摸爬滚打了这么长时间，后来进入电视的时候是门外汉，那时候电视是允许门外汉左撞右撞开出一条路的。这四样优势集合在一个人身上，在当时太难找了。现在太多了，现在我看一些娱乐新闻，那些主持人张嘴外语都很好。时代不同了，那时候对我们来讲，机会好，运气也好。

　　人物周刊：你如何认识你这一代人？

　　水均益：我们这代人跟时代的轨迹是环环相扣的，不像现在，是一个多元化社会架构。现在年轻人的选择更加个性化了，人已经有了能够做出决定自己某一部分命运的机会。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在前三四十年，我们是跟着整个的浪潮，按部就班过来的。这是最大的不同。小崔(崔永元)不是辞职了嘛，我在感慨，这哥们在50岁的时候才做了一个自己能够做的选择。其实，对于我们这些人来讲，我们30岁以前，几乎是没有选择的。我们出生，上学，经历“文革”，打倒“四人帮”，恢复高考，这些东西都不是我们努力争来的，是因为时代的变迁，哐一下就砸到你头上了。恢复高考的时候，我上高中，1980年高中毕业，稀里糊涂就把大学考上了，而且考了甘肃文科前三名的成绩。进入大学的时候，高考已经恢复几年，重视高等教育，大学生又很吃香。1984年，我大学毕业，不犯愁，没有现在大学毕业找工作一说。

　　人物周刊：你提到过，毕业时可以选择工作的单位有：农牧渔业部、全国总工会、中国银行、广电部、政法大学、民航总局、《中国日报》和新华社。后来毕业的大学生，太难遇到这么多的工作选择了。在这些工作单位里，为什么选择了新华社？而不是像现在许多大学毕业生，选择做公务员？

　　水均益：当时没有公务员一说，现在的公务员概念就是我们那时候所谓的国家干部，我们同学里有走这条路的，明显看得出来，进学生会啊，往政治上靠啊，积极申请入党啊。我就没这个想法。这也许跟我的家庭背景有关系。从我爷爷开始，我们家是教育世家，是知识分子家庭。我爷爷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是国民党元老级的干部，国民政府在西北重要的教育官员。他是甘肃的名人，解放之后，从“反右”就受到冲击，打成大右派，全家人受到株连。虽然他不属于被枪毙的那种，但属于“地富反坏右”。

　　人物周刊：你当时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水均益：地主啊。其实我们家根本不是地主，要论我爷爷的身份，那就是个教育家。那时候家庭成分简直是悬在我们家每人脑袋上的一把利剑。这是见不得人的东西，是抬不起头的。你觉得自己就是坏人或者是坏人家里的下一代。我小学毕业进中学的时候，按照管片来划分的话，应该上的是兰州一中。但我不敢上兰州一中。我的父亲就托他的老同事，把我送到了离我们家比较远的兰州十八中。为什么呢？因为我爷爷是兰州一中的第一任校长，兰州一中是打倒水梓的急先锋。那个学校里的人对我们家是了如指掌。我要是在这个学校上学，能被折磨死。因为后来我二哥到了兰州铁四中当老师，我又转到了铁四中。铁路跟地方是两个系统，这还好一点。家庭成分、政治面貌，在我工作之前，都是压在我身上的一座大山。在这种高压的社会之下，首先得学会生存，其次你要抵御所有的压力。这对我是难忘的经历，所以，当幸福突然来到我头上的时候，我不会得意忘形的，我懂得珍惜，懂得夹着尾巴做人。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改革了，政治表现不是惟一标准了，4年平均成绩考虑在内。大学4年，我成绩名列前茅，我从分配表里挑了新华社。之前对记者这个行业没有了解，只是朴素地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走南闯北，吃香的喝辣的，拿个笔记本到处记，有个记者证，到火车站买票不用排队。(笑)

　　人物周刊：家里人当时尊重你的选择？

　　水均益：我从小就不太安分，总想要挣脱某种束缚，希望走出更广阔天地。中学前几次转学是因为政治原因，后来又转过几次学。初中毕业的时候，高考恢复，中考也恢复，重点高中也应运而生，然后我就考上甘肃省重点高中——西北师大附中。那是兰州最好的高中。到了那个学校我就不太适应。因为我的岁数相对偏小。我从小没离开过家，一下子不是很适应集体生活。到学校后，我老觉得不来劲，学习成绩开始下滑。转到一所市重点中学，学习成绩又上来了。这个时候呢，我有一个初中时暗恋的女生，念念不忘，老希望能跟她在一个学校上学。她是在铁四中，我就想转到铁四中。铁四中是兰州很普通的一所学校。我当时是从省重点到了市重点，然后又想着到一个普通学校去。我所在学校不同意。老师说，你父亲同意，你就可以转。我说我父亲来不了。学校说，那让你父亲写封信。于是我模仿我父亲的笔迹和口吻，写了一封信，大致的意思是，孩子的意愿我们大人尊重。学校老师居然就相信了。我到铁四中上了两个月学后，我父亲才知道。他毕竟是知识分子，没有暴跳如雷，还是尊重我的选择。事实证明，铁四中要我是对的，因为1980年的高考，铁四中只有我一个人考上了大学。

　　人物周刊：那个暗恋的姑娘，后来怎样了？

　　水均益：我回到铁四中，去找了当年暗恋的姑娘，但后来时过境迁，不了了之。那是年少时的一种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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