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的母亲
每到一年里的母亲节，总有记者打电话来问，明天是母亲节了，你想念你的妈妈吗？你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你妈妈说吗？总之，是希望我这个远方的游子，能借母亲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对远方的母亲有些爱的表达。但每到这时，我都觉得很是为难，总是不知该对记者们说些什么。我想妈妈我爱妈妈那样的浮在面上的话，我说不出来，也不想说。那样的言
辞对我来说表达起来是有一定困难的，总有点造作和滥情似的。在我看来，其实一个家庭中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其实是很微妙的，这之间的感情也是很复杂的，并不是一两句爱和想念的口号式的东西所能涵盖的。
我和我母亲的关系，一直不够和谐，一见面，我们母女俩总忍不住要争吵起来。我母亲是个很实际的人，个性很刚硬，对我的管理和要求很严，总是对我做事不放心似的，这也不好，那也不行，总是要指挥和命令我，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这样。所以，有时我觉得我们母女俩还是有一点距离的好，远一点彼此还有个念头。
我父母的这一段姻缘，完全是我母亲主动出击的结果。我的父亲年轻的时候非常得英俊，白皙的皮肤，高鼻梁，大眼睛，帅气之极。父亲是上海人，从哈尔滨当兵后转业到了杭州工作，在单位里一群风华正茂、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中间，依旧很是显眼。而那时在杭州的上海人又是格外引人注意的，父亲走到哪里，总是会引起一阵女孩子的骚动，他理所当然得到了很多女孩子的青睐。
我母亲应该是早就注意上父亲了。虽然从那时的照片看，母亲并没有出众的美貌，只是一个长得结结实实的杭州姑娘。但母亲很自信，并且深怀着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和当年风头浪尖上的父亲有任何的悬殊。当时母亲住在杭州的农大宿舍，农大里有苗圃，苗圃里有各样的花草。母亲每天清晨带了鲜花去见父亲，很容易地就把父亲那颗敏感而多情的，尤其是爱花的男人的心给俘虏了。
母亲和父亲走到了一起，欢天喜地之中母亲对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她盼望着上天能给她一个和丈夫长得一样帅气的儿子，母亲喜欢男孩子。但不巧的是生出了我这个女儿。母亲曾说，怀我的时候她反应很厉害，能吐得都吐出来了，她吃了不少的苦头。我落地的时候母亲自然豪无喜悦之情，偏我又不争气，头发稀稀黄黄的，小脑袋坑坑洼洼，摸上去令人毫无怜惜之意。母亲说她躺在产床上很是不解地望了枕头边的我，心说自己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丑丑的女儿。对初来乍到的我，母亲抑制不住地失望。
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记事了。我对母亲最初的印象，也是从很早就有了。多年来，有一幕情景，一直留在我的记忆深处。
我拼命地长久地哭着，哭得失去了眼泪。一个年轻女人怀抱了我站在窗口，我的一半身子在她怀里，一般身子露在窗外。那是三楼一个房间的窗口。女人烫着头发，穿件中式棉袄，大约是因为烦躁，原本还算清秀的眉目集结在一处，整张面孔都有些夸张和变形似的。女人的南方口音并不温柔，她急急地嚷着："哭，你再哭，再哭把你丢下去。"一边就两手晃悠，做出要把我往外送的动作。我的身子似乎飘离了地面，在半空荡来荡去，于是我哭得更厉害了。一边哭，一边挣扎着伸胳膊踢腿地和她较劲。这个女人是谁，她究竟是谁？她为什么对我这么狠毒？我大睁了眼睛吃力地想着，小小的心田里波澜涌动，心意难平。
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而这一幕，就是我的母亲留给我的最初的记忆。
相对于母亲，父亲留给我的记忆则要温暖和踏实许多。从我很小的时候起，一早醒来，我的枕头边一定放着一块红色的巧克力。在那个时候，巧克力绝对是奢侈的消费。但我却能每天都拥有它，像巧克力一般醇厚的，是父亲对我的喜爱和重视。
在我一岁半的时候，弟弟出生了。弟弟实在是生得太好看了。眼睛大大的，两排浓黑的睫毛一扫一扫的，刷子一样。皮肤雪白，头发毛茸茸的，阳光一打，一层金黄。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记得我上海的爷爷说，弟弟小的时候，有一年国庆的时候带他去桥上看焰火，结果一桥上的人都不看焰火了，全围过过来看弟弟。大家嘴里嚷嚷着："好好玩的小毛头呀。""简直就是只洋囡囡啊。""哇，好可爱的小baby呀！"人们惊喜地感叹着，弟弟实在是太招人喜欢了。
家里，两岁多的我，与一落地就集合了万般宠爱的弟弟坐在一张大床上，褪了颜色一般地暗淡了许多。记忆中母亲一下班，进了家门，第一个动作一定是扑过来一把抱住弟弟，亲呀亲呀的，热乎得不得了。而我，就傻傻地坐在一边儿，一个人安静地玩着手上的玩具，或者，大睁着眼无聊地呆着。那时的我，对冷落和忽视已经不再陌生了。
很多年过去了，在我刚开始演戏的时候，每到一地参加一些活动或演出，有记者和影迷把我周围的大演员团团围拢住，问三问四的时候，我都是很自然地一个人安静地呆着，心无波澜。那一刻，我总会禁不住有一种错觉，仿佛一时间又回到了幼年，回到了杭州的家里。在那张大床上，一边坐着我，一边坐着弟弟，下班归来的母亲扑上来一把抱住了弟弟，亲呀亲的……这样的场景，这样的感觉，与眼前的寂寥是那么得似曾相识，我于是很习惯地安静地呆着，心中既无痛亦无伤，只有一丝淡淡的麻木。幼年的种种感触又转回到了我的身边，从来不曾离去一般，让我有种无言的苦涩。
在这里我并没有责怪母亲的意思。在他们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和精神层面的需求都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而如何认真地呵护和对待一个小孩子的心灵和成长，大多人还没有任何意识。后来我总是想，如果我以后有了孩子，我一定会认真地对待他，尽量不让他受委屈和冷落。并且，我要十分关注他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小孩子可是从出生就有感觉和记忆的，并且他还是格外敏感的。因为我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28月大的时候，就被姑姑带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弄堂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光。到了上学的年龄，我才又回到了杭州，回到了母亲身边。
母亲开始很热心地辅导我的功课，但不辅导还好，一辅导我反而成绩上不去了。我记得那时放学后，我总是和隔壁的一个小姑娘一起玩，跳跳皮筋什么的。母亲下班或者买菜回来，一定会情绪高涨地唤着我俩说，快来快来呀，你们两个做道算术吧。于是我们就搬来小凳，认真地加减乘除，演算着母亲出的算术题。邻居小姑娘肯定每次都算得比我快比我好，因为我实在是太紧张了。换了别的人这样考我，我可能还会放松一些。但眼前的考官是我的母亲呀，那个一直令我有些畏惧的母亲。如果一开始，换了那个小姑娘的父母来考我，我大约就不会这么紧张了。并且，因为格外在意自己在母亲面前的表现，我紧张的心情就更重了。每次我都是在小姑娘后面，迟疑而犹豫地说出答案，并且十有八九是错误的。
母亲自然很失望，总是很生气地瞪了我，很没情绪地说上一句："你怎么那么笨呀你。"就那么心意难平地久久地看了我。从小学到中学，我的数学成绩一直上不来，永远徘徊在班里的倒数前五名里。每到上数学课，特别是考试，我都会不自觉地想到母亲，感到她那心意难平的目光直从我的后背射过来，直射到我面前的书本或考试卷上，于是，我没缘由地开始慌张，开始走神。
每次父亲给我的成绩单签字，总是微笑着先看我的语文成绩。很多的时候，我的语文成绩都是班上的第一名。"第一名"三个字是用鲜红的墨水笔写的，父亲长久地举着成绩单，那三个红红的字照得父亲脸上亮堂堂的。而数学成绩单上也同样有一行红字，却是"倒数第X名"，父亲脸上的微笑仍继续着，但那层光亮却柔和了下来。父亲总是不说什么，很快地就在上面签了字。而后，依旧微笑地望了我，什么都不说。在这样的笑容里，我的一颗小小的脆弱的心才没有碎掉。
那时，年少的我忍不住愤愤地想，我的数学成绩都是母亲辅导坏的，幸好她还没有来辅导我的语文，才使我保留了一点点自尊。那时，我的语文成绩一直很不错，作文还经常会被老师当做范文在班上读一读。
母亲身上有着一股做事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冲劲，这一点劲头可能遗传给了我。记得当年考北京电影学院的时候，我的分数已经下来了，大约是工作人员疏忽了，录取成绩单一直被压在市高教局。那年夏天，母亲风风火火直冲进了高教局，在办公室里大声地跟工作人员说理，硬是让人家把我的成绩单当场找了出来，这才没有耽误我去电影学院报到。这一点上我很像我的母亲，只要看准的事，做起来一往无前，直愣愣地从不记后果。
在杭州，我们家住三楼，阳台的后面，是一处很大的球场。那时候很时兴放露天电影，每到放电影的日子，黄昏时分，球场上早早就挂上了一块白色的银幕。于是就有小孩子在那里掂了砖头或者放了小板凳，一排排的，算是提前预留了位置。谁占了谁的位置，是经常要吵架的。从我们的阳台上，能很清楚很完整地看见那方银幕，所以我从来不用去为看电影占位子费心思。
阳台是几户人家共用的，晚饭后，几家人早早就聚在了阳台上，坐到了各自的小板凳上。黄昏的暮色下，一场又一场电影就这样开始了。
电影在少年的我看来是令人费解的东西，情节、人物，组成了一个太过复杂的世界。许多电影我看不懂，不明白其中的前因后果。每天电影结束后，上床睡觉前的一段时间，我坐在痰盂上，喋喋不休地就电影里的各样问题开始了向母亲的提问。这个人怎么死了，那个人后来去哪里了，都是很直白的一目了然的问题。这样的时候，母亲总是很耐心地，周全仔细地有问必答，一一为我解开心中的谜团。
这应该是我人生之初的第一堂电影课吧，而那老师，就是我的母亲。
我后来想，母亲大约也是极喜欢看电影的。否则，一向急脾气的她，又怎么会一次次不厌其烦地来回答我那七零八碎的问题呢？记忆中，我有时正在学校里上最后一堂自习课，趴在教室的最后一排课桌上写呀画呀的，忽然有人在我肩膀上拍了一下。一回头，竟然是母亲。教室后面的门是敞着的，母亲不知怎么就走了近来。母亲看了我轻声说："走，看电影去了！"那语调是轻快而坚决的。我好惊讶，对我要求格外严格的母亲还能来找我看电影吗？而且是在自习课上。她怎么那么好？惶惑和惊喜中，母亲已经牵了我的手快步移出了教室，穿过校园的操场，走到了通往电影院的路上。
除了来叫我看电影，母亲还到过我的学校。那是上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不肯穿倒背衣，一种小娃娃穿的扣子在背后的上衣。我的那件倒背衣是苹果绿色的，胸前绣着小鸭子，很好看的。可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小学生了，不能再穿这样的衣服了，于是坚决不穿。母亲迈着一贯的急匆匆的步子，径直找到学校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给我套上了倒背衣，再一个扣子一个扣子地系牢。现在想来。母亲当时颇有点恶作剧的心理，你不是不穿吗，我反要当着大家的面给你穿上。那一刻，母亲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但我明显感觉到了她的得意。
母亲有洁癖，而且不是一般程度上的。她从来不允许我坐在床上，刚一坐上马上要挨骂的。在公共汽车上我从一个座位换到另一个座位，也是要被她兜头数落一顿的，好好的坐一个位置，换来换去干什么？买回来的鸡蛋，她是要一个一个用水洗过的。家里来了客人，坐过的板凳，她也是要用水刷过的。以至我们家板凳上的漆都渐渐剥落掉了，面容惨淡很不好看。或许就是因为她这特别的洁癖，我们家的客人一直不是那么多。我们穿过的皮鞋，母亲也要一律用水清洗。所以我的皮鞋总是旧旧的，面上泛着白毛。这样的皮鞋穿在脚上倒是蛮舒服的，大约是因为水已经把皮泡软了，穿在脚上柔柔的很贴脚。
皮鞋后跟被我磨坏了，早上一觉醒来，穿鞋时才发现后跟已经被母亲修补好了。一块小皮子，几个小钉子，牢牢地钉在后跟上，钉子头一只只窝过来，窝得很仔细。可能是怕我硌着脚，鞋子里面已经放上了母亲做的鞋垫，软软的，暖暖的。
我是在母亲的高压政策上长大的，母亲从来不善于用语言来表达她对孩子的感情。有一年的冬天，杭州冷极了，我的脚上生了冻疮。而晚上钻进冰冷的被窝里，绝对是需要勇气的。我怕冷得厉害，有一晚一下在脚上套了五双袜子。半夜时分，我在睡梦里迷迷糊糊地醒来，感觉自己的脚被人握在手里抚摩着。是母亲，我没有吭声。她的一双手一边在我脚上来回摩挲，一边很是痛惜地念叨着："嘎莉莉的脚怎么肿成这样了呀，好可怜呀，可怜。"母亲在我的床边坐了很久。
这是我关于母亲的记忆中比较少有的温情的一段。多年过去，这记忆竟越发鲜明起来。就像那双水洗过的老皮鞋一样，时光虽逝，它竟越发温暖和贴心起来。
去年我回杭州，因为先有点事情要办，就和也在不远处的母亲约了一个地方见面，而后再一同回家去。母亲远远地朝我走来的一刻，我忽然惊异地发现母亲老了，母亲又怎么会老了呢？
母亲像是一下矮小了许多，背也不似过去那么直了。她的头发已经灰白了，被风吹得乱纷纷的。衬衫穿在身上晃悠悠的，远远看去，她瘦削的身上骨头嶙峋着，像是伸手便可触及。母亲单薄的身子像是一阵风就能刮倒似的。
当年那个抱了我，嚷嚷着要把我扔出窗去的年轻的杭州女人，那么精明、利落的一个母亲，怎么就忽然就没了影了呢？
那一刻，我什么都说不出来，只觉喉头发热，两眼发酸。为了不让眼睛里那股咸咸的东西流出来，我使劲大睁了两眼，呆望了，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向我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