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温暖的灯光，一定在你回家的路上。
最沸腾的心情，一定在你开门的瞬间。
上海弄堂里的幼年时光
有这样一句话，说是要是一个人到了上海，而没有去上海的弄堂里走一走，就等于是没有到过上海。
上海的弄堂绝对是一道无法忽略的风景。
那弄堂在哪里呢？你随意地从上海的一条大街拐进一条小马路，看见梧桐树下有一个个的入口。门楣上写着什么里的，你走进去，那里就是上海的弄堂了。
人家说，整个上海，有超过一半的住地是弄堂，绝大多数上海人，是住在各种各样的弄堂里的。
弄堂的出口处，常常有家小小的杂货铺子。那店的门脸是小的不能再小，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针头线脑、酱油香醋，小孩子吃的话梅、棒棒糖一类零食，应有尽有。走进去，是一排排两、三层楼的房子。小小的阳台上，晒着家制的干菜；背阴的窗下，挂着风干的咸肉；窗沿上，摆着一盆凤仙花或者宝石花；横七竖八的晒衣杆上，挂着半旧半新的洗好的衣服。上海的弄堂里充满了一种过日子的和暖的气息。
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晚上，各种小吃点心摊子便不断地涌向上海的各条大街小巷，形形色色的叫卖声也在上海的各条弄堂里响彻回荡，它们营造了一种浓浓的上海弄堂的生活情韵。
太阳是在下午三点才照得进弄堂的，弄堂里的老人在有太阳的地方坐着说话。老太太是比较活跃的，三两成群的有说不完的话。却不是北方式的高声亮嗓，而是声音低低的，够眼前的人听到就可以了，带着点贴肤贴肉的意味。老先生则矜持沉静许多，是要有人和他搭话才肯开腔的。一开口，却就刹不住了。要他说说从前的事，那是他最欢喜的。
弄堂的上空没有鸽子，却有麻雀。凌空飞翔的鸽子是不屑于来弄堂里做客的，麻雀却是弄堂里的常客。麻雀在人家的阳台或者是天井里跳来跳去，东啄一口，西叨一下，带着自在而舒适的表情，弄堂是它们的家。
我爷爷和奶奶就住在上海的弄堂里，在这里，我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小孩子时期。
在我28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姑姑带到了上海。我的姑姑原本在云南插队，因为当知青的生活太苦了，她就偷偷跑了回来。回上海怕遭爷爷骂，她就在杭州我们家里小住了一段。当时我母亲要上班，又要带两个孩子，确实有些吃不消。姑姑来了，就帮着母亲带了我一段。后来姑姑要回上海了，母亲就把我送进了单位幼儿园。站在幼儿园那种四围有护栏的小木床里，我手扒着护栏往外蹦，我实在不愿在幼儿园里呆。看到我这个样子，母亲就决定让姑姑把我带到上海去。
我家的那条弄堂里，在那个年代好像只剩下了老人和孩童。小孩子的父母因为要支援边疆建设，大多去了外地，或者去了云南，或者去了新疆。小孩子们正是精力旺盛、活力扩张的年龄，窜东窜西，为所欲为，多大胆的事情都敢做的。老年人根本无法控制局面。于是弄堂成了小孩子的天堂。
弄堂是小孩子们嬉戏玩耍的主要场所。男孩子们玩的大多是一些较为有力量的游戏，如打弹子、刮香烟牌子、滚铁环、扯响铃等，而女孩子们玩的则大多是一些较为雅致的游戏，如跳橡皮筋、造房子、踢毽子等。
我们的弄堂里男孩子多女孩子少，我更多的时候是与男孩子在一起玩耍，甚至打架。这样的环境中，我的性格变得倔强而独立起来。现在弄堂里的人看到我还说，袁立从小就比较野，跟男孩子打架，别人的手还没出来，她的手"啪"一声就出来了。因为整天在弄堂里疯跑，我的体质也格外的得好，像个男孩子一般皮实。
后来在小学和中学里，我的体育成绩一直是班上的第一名。在电影学院，我们练毯子空翻，标杆到我这一准儿要升一升，直升到男生的标准。我"唰唰"几步跑过去，一点不费劲就翻过去了。
幼年的我喜欢出头露面、呼风唤雨，男孩子谁敢欺负我，我就跟他对打，毫不畏惧。当时我有一个表妹叫袁丽萍的，整天跟屁虫一样跟在我身后，动不动就"嘤嘤"地莫名其妙地哭起来了。当时我很讨厌她，一是她的名字明显是学了我的去，干吗名字都要跟我一样？再有就是她的这种小女人做派，我是看也不想看。
弟弟后来也到了上海。一次，弄堂里有个长得挺壮实的男孩子打了他，他不敢还手，回家来报告了我。我命令弟弟去把欺负他的人引来，我自己躲到二楼厕所的布帘子后面。等那个愣头愣脑的男孩子一步步走上楼梯，手执竹竿的我便冲将出来，一个横扫，便把那男孩子打了个正着，男孩子一路踉跄着滚下楼去，着实吓得不轻。从此他再也不敢欺负我弟弟了，见了我的眼神都怕怕的，带了很深的畏惧。
我还跟隔壁家的一个男孩子一起烫蚂蚁，就是用烧红的炉钳烫地上的蚂蚁，烫着烫着他拿了炉钳对着我来了一下，我可绝不饶过他，拿了炉钳也回了去。结果两个人就打成了一团。
那时节叔叔谈起了恋爱，大约是不想声张，就用"障眼法"带了四岁多的我一起去约会。到了约会的地方，三个人呆在一起，我就明显地成了多余的人。于是叔叔就打发我先回家，把我送上回家的公共汽车后，一个人扭身而去，忙着谈情说爱去了。没有想到的是车子半路却抛锚了，一车人都被放到大街上。我傻在那里，这回家的路在哪里呢？望了眼前的车流和人流，我一时犯了愁。除了那条熟悉的弄堂，大上海对一个四岁多的孩子来说，是完全陌生和神秘的呀。
我心里好慌呀，但我告诫自己千万别哭出来或者是叫出来。那样的话就等于是暴露了自己的窘境，是容易被坏人骗走的。我命令自己沉住气，在原地站了不动，瞪大眼睛，竖起耳朵，努力观察身边的人，以获取有利的信息。"真讨厌呢，到北京西路可是还有一段好长好长的路呢。""可是气死人了。"离我不远处的两个女人正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北京西路"，我小脑袋里的记忆库被激活了，就是这个北京西路，爷爷家的弄堂就在这里的。那两个女人一边说，一边已经匆匆地往前走去了。还等什么呢？
我紧赶着跟在那两女人的后面，亦步亦趋，一路紧张地走了很长时间。终于，我看见了一处熟悉的建筑，这里离我们的弄堂不远了。我不再跟在人家后面了，撒开两腿，朝着弄堂的方向一路飞奔而去。
回到家里，我把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爷爷。爷爷夸奖了我，说这个孩子真是聪明。我的小小的心里也是很得意的，能顺利找到回家的路了，我觉得自己已经是大人了。
在幼年的我的记忆中，有三件东西是这个世上的宝物。一个是商店里那种铁皮的、体积宏大而噪音猛烈的大冰柜，在盛夏的天气里，一打开来泛着腾腾的一层冷气。那里面有着永远拿也拿不完的棒冰。还有一个是家里的热水瓶，是那种现在已经不大见得到的，竹编的外壳的那种，在夏天时瓶口用块毛巾塞着，一拔掉毛巾，就有缕缕的冷气冒出来，那里面则一根根地立着从商店买回来的棒冰。当时家用冰箱还没有普及，这热水瓶到了夏天就是我们的冰箱。再就是爷爷的腰包，一只咖啡色的老头用的旧式腰包，松松地系在爷爷的腰上，那里面像是有掏也掏不完的钞票，那是我们家的百宝箱。在我幼小的心里，这三样东西都是令我极其神往的。
每天早起，爷爷从腰包里拿出钞票。去菜场买了一天里要吃的菜回来，顺道把一家人的早点带回来，早点大多是豆浆、油条。而后爷爷就坐在炉灶前，把锅搁到火上去，开始炖骨头汤或者蹄膀汤什么的。守着汤的时候，爷爷就慢慢细细地择起菜来。我的印象里，爷爷就是那样一个永远背对了我，终日在灶前安静地做着事的老人，平凡安详，波澜不惊。在一个小孩子的眼睛里，倒是爷爷腰上的那个沉甸甸的腰包，给他平添了几许的神秘色彩。
黄昏时分，爷爷的菜烧好了，一家人应该聚到饭桌上来吃饭了。但热情外向的奶奶偏喜欢端了饭碗，走到弄堂里去用餐。这家进那家出的，一顿饭被她老人家吃得有滋有味的。而我们小孩子总是喜欢新鲜的，在弄堂里疯玩了一天了，也想不到要回家，有时被小伙伴家的大人一同唤了去，也不认生的，坐到人家的饭桌边就大吃大嚼起来。
晚上，弄堂里家家的后门开着，菜香扑鼻。雪里蕻炒肉丝，葱烤鲫鱼，芹菜豆腐干，盐水毛豆，是每家饭桌上最常见的几样家常菜。本分普通，却没有一点将就凑合的意思。
上海人是很会过日子的，西瓜皮削下来，晒干后炒一下，就是喝粥时上好的小菜。香肠是买了肥瘦相间的猪肉来，自家一点点灌出来的。这就是上海人勤勉而满足的生活。
我从心里是喜欢上海的弄堂的，这里有我需要的过日子的热闹的气息。一个弄堂里的住户，往往是二、三十年地住在一处，邻里间的往来十分亲昵和自然。小时候，我哪家的饭没有吃过呀？在这样的欢快和愉悦中，杭州的生活就显得冷清和乏味许多。更因为母亲那特别的洁癖，家里平日连个客人都少有的。而弄堂则完全不同了，各家的门永远是开放的。
上海的弄堂是深入人心里面的，它或许并不整洁，也并不那么规矩，但它是诚心实意的，没有丝毫的刻板和冷淡。
每天一早，刷马桶的声音，豆浆、油条的香味，混杂着一起飘到我睡的木板楼上来了。楼下不远处，谁家在生煤炉。那煤饼燃着后发出的特有的味道也随之赶了过来。这样的时刻最让我感到踏实，因为在我看来，这是属于上海弄堂的特有的味道，是家的味道。
而今我生活过的弄堂已经不见了，爷爷一家人也早已搬走了。偶尔见到当年弄堂里的小伙伴，也都长得高高大大，彼此间有了羞涩。那个和我一起玩烫蚂蚁的小伙伴，已经高出了我一头去，见了我，只是憨憨地笑着。听说，原本住在我家楼下的一个老奶奶，已在前几年故去了。
而今我经常想的是，离开了弄堂，最失落的恐怕是我的奶奶了。因为奶奶是个太喜欢热闹的人，而今的生活里，怎么也难寻那一份弄堂里的热闹了。
记忆里关于弄堂的，有一页是布满了温情和感伤的。
那是在我离开了上海回了杭州，而在一年的春节里赶回来过年的时候。春节前的两日，我们一家人坐了火车，从杭州赶回上海过年。火车到上海时总是在晚上。天已完全黑下来了，弄堂里只有点滴的灯光，我们一家人走到弄口了。脚踩在坑洼不平的石卵路上，心就没缘由地跳得快起来，热烈而有力的。终于走到了爷爷家门口，门里有暖暖的灯光。撩开门上的布帘子，立时就被爷爷一家热火朝天的招呼声包围起来了。
家里的年味已经很浓了。灶间早就挂上了三两只开过膛的鸡和鸭，几百只蛋饺也齐齐地码了一盆，年糕泡在水桶里，炉上的火还没有灭，大铁锅里飘出阵阵卤肉的香气。见我们来，叔叔取了家里的小铝锅出去了。我知道，他是去弄堂口给我们买吃的去了。只过了一小会儿，叔叔就回来了。揭开锅盖，看到的是满满一锅刚煮好的香喷喷的小馄饨，热气和香气直往人脸上扑。
于是赶紧盛了一碗在手上，我舀起一只馄饨吃起来。上海的小馄饨真是太香了，薄薄的一层皮里，是嫩得入口即化的馅子。汤更是鲜香，热乎乎地喝得人直发呆。在杭州，可是没有这样美味的小馄饨吃的。一碗馄饨下肚，少年的我竟然有了怀旧的感伤。这应该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怀旧了，由一碗上海小馄饨而起的。
昏黄而温暖的灯光下，一大家人围拢在一起，看着我们吃东西，大人们聊得很是热乎。那只破旧的小铝锅安静地呆在桌边，坑坑洼洼的锅面上，被镀上了一层柔和的光。
一个家人重逢彻夜长谈的夜晚很快过去了。第二天的一早，在零星的鞭炮声中，我走出了家门，走到了弄堂中间。
于是，很快，"莉莉来了。""莉莉过年来了。"左邻右舌的人见了我都亲热地招呼起来，我格外喜欢这一刻，比昨晚吃上久违的小馄饨还要开心。从这声声招呼里我知道了，上海没有把我抛弃，我还是这弄堂的主人。弄堂永远是我的家。
这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就在弄堂的上空一直响着，这声音夹杂着爆竹燃过后的淡淡的香气，在我的心底慢慢地浮上来，又渐渐沉下去，一不小心就落到了我的某个梦境中去了。
后来，在许多时候，我总是反复梦见我一次次地穿过弄堂。
走过弄口，弄堂那特有的气息便包围了我。那是一种缠绵而殷实的气息，穿透和占据了我幼时的整个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