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母亲》剧中刘月季典型形象的美学断想(2)

　　从戈壁母亲刘月季，我很自然地就联想到101年前(即1906年)高尔基所写的长篇小说《母亲》，这部作为世界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之作，作者以现实主义的如椽之笔，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兴起的大历史背景上，出色地塑造了尼洛芙娜这一觉醒了的工人母亲的典型形象。列宁曾高度评价这部优秀的小说，称它是“一本非常及时的书”。在1926年由普多夫金与编剧扎尔赫依将小说搬上了银幕。由薇拉·巴兰诺夫斯卡娅所饰演的这个母亲，她在儿子巴维尔中弹牺牲后，接过儿子手里的红旗，继续走在了游行队伍的前列。影片结尾，运用冰河解冻的象征性画面，将冰块碎裂、撞击所形成的咆哮般的激流，与工人队伍悲壮行进的步履交叉剪辑，呈现出一幅何等动人、何等壮丽的诗化场景。而在我们中国的银幕上，令人铭记难忘的母亲形象有两个，一个是由张瑞芳所塑造的那个从冀东逃荒出来的母亲，其历史跨度从上世纪20到50年代，她参加了党领导的城市地下斗争，在铁路沿线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和继后的推翻蒋介石反动政权的革命斗争，出生入死，不屈不挠。她所哺育的两个儿子梁承文、梁承武和义女喜鹊也都在血与火的革命洗礼中成长起来。这部名为《母亲》的影片拍摄在1956年，由海默编剧，凌子风导演，距今已有51年。该剧在现实主义精神和创作的观念上，显然曾受到高尔基《母亲》的深刻影响。

　　另一个，则是由于蓝所刻画的母亲周莲，这是夏衍、水华根据陶承所写的回忆录《我的一家》改编的，影片名为：《革命家庭》，由水华导演，摄制于1960年，距今也已有47年了。影片以抒情的笔致描述了周莲与江梅清的相爱与成婚，她受到梅清革命精神的感召而重情重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梅清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她乃继承了丈夫未竟的事业，在30年代初参加了上海地下党机关的工作。当党的机关遭到破坏，周莲被捕入狱，她坚贞不屈，大义凛然。为了革命事业毅然拒绝了敌人的威迫利诱，不惜牺牲了亲生的骨肉江立群(长子)。到了抗战开始，党将她营救出狱，并将她和女儿小莲、儿子小清一起送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在银幕上，从薇拉·巴兰诺夫斯卡娅塑造的母亲尼洛芙娜，到由张瑞芳所刻画的英雄母亲，再到由于蓝所塑造的革命母亲，她们作为艺术典型的永恒的思想丰采，无不在审美精神的指向上体现了一种革命者的人性美和崇高美，一种与时代共脉搏的伟大情怀。

　　试看在《戈壁母亲》里由刘佳所刻画的刘月季，这一典型性格成长的大背景，截然不同于尼洛芙娜或是由张瑞芳、于蓝所塑造的革命母亲，新中国的历史自1949年就掀开了社会主义和平建设如火如荼的新一页，而刘月季的个人命运则有着十分独特的演进轨迹及其个性特色：其一，终其一生她咀嚼的是与钟匡民那一份封建包办婚姻的苦果，在精神上她无疑曾经是遭到封建礼教压抑的受迫害者，而她与钟匡民之间在情感上的裂隙，则是她在心灵上剪不断理还乱、又十分私密化的一种隐痛。而对于离婚这件事，在她两个儿子的心里则一直是耿耿不平的，并由此导致了父子之间长时间的情感不和与道德对立。事实上，决定全剧叙事的张力，并非是垦荒戌边的诸般艰难困苦，而是这个似断而难断、久久揪心而裂肺的家庭伦理纠葛，倘若一旦离开它，也就失去了刘月季这一典型人物所生存、所依托的典型环境，同时也失去了全剧震撼人心的道德力量。

　　其二，作为艺术典型，非常值得一说的是刘月季命运的“前史”及其自50年代初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的巨大变化。她原本是山东穷苦农家的女儿，身不由己地被陷于一桩包办婚姻而进了钟家的门，婚后，比她小六岁的丈夫钟匡民一直拒绝和她圆房。因公爹的哀求，刘月季不得不给钟匡民下跪说：“看在爹的份上，你就让我给你生个娃吧。不会生娃的女人谁都看不起！”刘月季人生的起点显然并不高，她是被烙刻上了浓重的封建礼教的印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