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母亲》剧中刘月季典型形象的美学断想(5)

　　过去我们的主流影视作品，往往比较注重主题的意义和份量，有意无意间竟将现实主义精神束之高阁，更忽略了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经典论述，于是，就踏上了一条所谓“主题先行”的便捷之径，其叙事则流于“泛主旋律化”，其主要人物形象往往成了席勒式的“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缺乏人性的鲜活意涵或人间的烟火气息，常令观众敬而远之。特别在涉及某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上，其把关虽严而又严，讲究“宏大叙事”，甚至为领袖人物排座次，为角色地位的轻重(或级别)而细分镜头多寡之比例，等等，至于在涉及历史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或艺术叙事的谋篇布局等审美的规律或重要课题上则显然乏人问津了。

　　事实上，真正具有史诗性的“宏大叙事”，同样是我们时代的需要，是格外不可以掉以轻心的。

　　《戈壁母亲》这部新作，坚持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它对于我们过去主流影视作品偏于僵化的“泛主旋律”范式既有颠覆的一面，同时又有丰富的一面、发展的一面、拓展的一面。因此，它对于我们主流影视作品叙事的格局及其文化品质，或者说，它对于以我们社会主流价值为主体的叙事范式在其文化品质的更新以及审美境界的提升上无疑起到了一种有力的推进作用。

　　那么，《戈壁母亲》跟我们过去所习惯的那种“宏大叙事”究竟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变化？在审美的观念和表达上，它的创意到底在哪里？这里，仅举一例。

　　数年前，我曾经读过一部30集电视剧的剧本，题目就叫《大兵团》(这里姑且将编剧的姓名隐去)。该剧历史的跨度从1949写到2004年。这个剧，至今没有拍成，它是某个电影投资有限公司策划的剧本。且看它的第一集是怎样开篇的。

　　[第1组历史影像资料，纪录片剪辑]解放军在西北战场上节节胜利。

　　(画外音)……1949年9月中央军委命令第一野战军向西北进军，先后解放西北重镇西安、兰州、青海等地。9月，一兵团司令员王震率部由西宁挥师北上，翻越祁连山，直插张掖，成功地拦截了敌人妄图逃窜新疆的退路，迫使国民党西北长官公署率残部起义投诚。9月24日，酒泉和平解放，人民解放军直叩新疆大门。

　　第1个镜头： 酒泉 白天 外景

　　高耸的沙梁上伫立着几位解放军指战员，沙梁下有几匹战马和一名守候的年轻战士。年轻战士仰望着沙梁上一位正用望远镜遥望西北的将官，那人就是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他刚刚四十出头，身材高瘦，面容清癯，略显憔悴，穿着已褪了色的旧军装，站在他身边的人是政治委员徐立清。

　　王震放下望远镜，露出一对炯炯有神又隐隐透着威严的眼神，他的神情凝重。

　　王震：“从酒泉到新疆迪化城有1200多公里，这一路天苍苍野茫茫，却不见青草更不见牛羊啊！”

　　——这诚然是一种全景式的史诗性叙事结构，由于一直存在资金等诸多问题没有拍成。当我们以《大兵团》的剧本来对照《戈壁母亲》时，这两种迥然不同的叙事格局，立地清晰地呈现出来。应当说，这个《大兵团》的作者，其生活功底是非常厚实的，他对兵团的历史做了很多又很翔实的考证。不错，这类史诗式的宏大叙事，诚然有着自己存在的必然性或合理性，而要写好这部大史诗的电视剧，其难度应当说的确是十分艰巨的。然而，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所指出的：“时运交移，质文代变。”当今随着改革开放的世态人情之变，人们的审美观念确乎也发生了诸多有意味的整合与嬗变，从写“大史诗”到坚持以诗意的现实主义来穿透历史，将现代意识和新的审美意趣融入具有独特历史主体性的主人公的命运与性格，由此而开拓出一种历史剧叙事的新范式，塑造与历史相交汇而具有典型性格的人物，达到“以人托史”，由是而折射出历史特定的底蕴和诗情。这样做，创作者恰恰正是为了实践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的意思是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的艺术理想。这样做，或许展示了《戈壁母亲》主创作者在历史的诗意叙事上的一次大胆尝试和可贵探索。这里，显然还涉及了我们创作思维的更新，涉及了对于我们固有的主流影视作品叙事格局及其文化品质的更新等等问题，这的确堪称是一次颇具美学意义的创作探索和创作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