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壁母亲》剧中刘月季典型形象的美学断想(3)

　　作为全剧情节的开端，是在新中国诞生之初，一个凄风苦雨之夜，刘月季正带着两个儿子钟槐、钟杨在漏雨的茅草屋顶上苫草，偏偏此刻却收到了钟匡民离家十三年后从部队寄来的第一封信，当时，钟匡民是解放军西北某师作战科科长。说它是“离婚”信，但它的突兀而至，其实就是一封“休书”(钟匡民革命坚定、打仗英勇，但其性格无疑带有大男子主义的深刻缺陷，就“离婚”这件人生的大事而言，他压根就不尊重刘月季的人格，从来也没有就“离婚”之事跟她商量过，而刘月季对此则显然是毫无任何精神准备的。不妨说，这件发生在新社会的“家庭事”远非只是一桩“家庭事”，令人难堪的是，这竟是来自作为“革命军人”的丈夫加诸她的再一次的精神打击)。伤心、绝望的刘月季，思量了一夜，她虽然没有文化，大字也不识几个，但她却并不怨天尤人，她心中深藏着一个朴素的信念：“儿子不能离开爹，我不能离开儿子，到什么时候都这样。”听起来似乎颇为传统，其实这正是她自己的心声，体现了她作为在乡土里生存的母亲所秉持的那一份教子育人的朴素责任和道德力量。也正是凭着这个朴素的信念，她毅然带着两个儿子钟槐、钟杨(后来在去大戈壁的路上又捡了个小女儿取名“钟柳”)，千里寻夫，踏上了泥泞并险象环生的进疆之路。如果说，携子寻夫，作为刘月季的一种人生选择，显然还夹带着一种别无选择的旧式的礼教意识；那么，自从刘月季来到大戈壁之后，这个兵团革命的大熔炉，却为她开启了人生的新的一扇门，点燃了生活的新的向往和希望。

　　谁知千里跋涉后见到钟匡民的第一面，竟然是一副冷冰冰的脸孔，他还说什么立马就要让她带着孩子回山东老家去。这叫刘月季怎么办？她毅然决然地承受了这一份难以忍受的被遗弃的痛苦和重击，她不是沮丧而是更坚强了，被弃之痛反倒激发了她内心的自尊自信，使她从此不求天不求人，自己挺直了自己的腰板，并豁达而有尊严地主动提出，解除这一桩“害了你也害了我的”包办婚姻；同时，她还固执地、斩钉截铁地说，我要让你的两个儿子来认你这个爹，儿子不能离开爹，我不能离开儿子。一席话，说得钟匡民瞠目结舌无可退身之地。就这样，她和大儿子钟槐都在兵团里被安排了工作，也就是从了军(其身份是军垦战士)。起初是为垦荒的战士烧水送水，一步步地她竟如同被一种莫名的旋涡所裹卷，全副身心地投身于军垦人铸剑为犁、开荒造田的新生活的洪流。她自此接受了革命精神的洗礼，唤醒了独立独断的人格，思想上发生了重大的转折，特别是从传统走向新的生活，逐渐焕发出一种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精神，其作为女性和军垦人的自重和自尊也随之而得以提升而愈见自觉。由此便逐渐形成了刘月季这个典型十分独特、鲜活而丰满的性格底蕴。

　　尽管刘月季与钟匡民已经离了婚，但在垦荒战士遭遇洪水围困的生死关头，在兵团生产、生活的诸多细节上，她与钟匡民在人生的目标和大方向上却出现了种种新的默契与和谐，可谓“志同而道合”。但是，并不是一好百好，她与钟匡民的矛盾依然有不可释怀的另一面，此际则显然转移到了如何教子(钟槐、钟杨)，特别是钟匡民后来升了师长，而他在与孟苇婷结婚生女(钟桃)后，依然做丈夫不像个丈夫、当爹也不像个爹，可称作“故态复萌”，事实上，这个钟家原来的家庭纠葛尚未清楚地了断(尖锐地反映在钟槐、钟杨的“仇父怨父”情结)，又延伸到了这个“新的家”。这个时刻，真可称是“拷问灵魂”的时刻，刘月季又当怎么办？她竟然以罕见的女性的宽容、大度，重又介入到这另一个屋顶下的钟家，尤其在文革苦难的岁月，她与钟匡民、孟苇婷一家人患难与共、生死相依，直到孟苇婷病危临终，她还请求月季大姐再帮她梳一次头。这两个女性，当此生死临界之时，却心心相印，惺惺相惜，令人心旌为之颤栗！